1978年-1985年技改笔记》，字迹遒劲有力，是林守业的笔迹。林守业示意林国栋把箱子搬到藤椅旁。他伸手进去，不是拿笔记本，而是探到箱底，摸索片刻，掏出一个油纸包。油纸早已被岁月浸透，变成深褐色。他小心剥开，里面是一叠纸，最上面是张黑白照片：年轻的林守业站在一台庞大机床前，胸前戴着大红花，笑容灿烂得能刺瞎人眼。照片背面，一行钢笔字：“1976年，市劳模，奖状编号：沈工字（76）003。”照片下面，是几张薄薄的纸，边缘已被摩挲得发毛。林国栋一眼认出，那是“沈阳第一机床厂先进生产者”证书，还有三张“工业学大庆”标兵奖状。纸页泛黄，可上面的红印章，依旧鲜红得像刚盖上去。“这些，”林守业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敲在林国栋心上，“都是你爷爷……留下的。”林国栋猛地抬头。林守业没看他，目光黏在照片上，手指缓缓抚过青年时代自己的笑脸：“你爷爷，林永昌。1952年，从鞍钢调到咱们厂，是第一批建厂的老师傅。他会车、会铣、会刨、会磨，厂里第一台C620车床，是他带着人，用手摇钻，一毫米一毫米，把主轴孔镗出来的。”林国栋喉咙发紧：“爷爷他……”“肝癌。”林守业打断他，终于转过头，目光直直刺进儿子眼里，“1978年查出来的。厂里给报了医药费，可药……吃不起。最后三个月，他躺在家里，自己给自己扎针灸，止疼。”他顿了顿，从油纸包最底下，抽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是一份手写病历，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医生说，要是早两年做手术，能活十年。可那时候，手术费……一千八。”一千八。林国栋记得这个数字。前世他结婚时，厂里发的全部奖金，加起来也不够。“你爸我，”林守业忽然笑了，那笑里没一丝温度，“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咳喘，不是穷，是没本事护住这个家。连你爷爷临终前想喝碗不带酸味的苹果罐头，我都买不起。”他抬起手，不是指向儿子，而是指向墙上那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里，少年林国栋站在父母中间，笑得没心没肺，而父亲身后，墙上挂着的，正是这张劳模照片。“你今天说要去上海……”林守业盯着儿子的眼睛，一字一顿，“上海有飞机，有高楼，可它救不了命。命这东西，得攥在自己手里。”林国栋没说话，只是慢慢弯下腰，把脸埋进掌心。掌心潮湿，不知是汗，还是别的什么。窗外，不知谁家收音机飘来邓丽君的《甜蜜蜜》，歌声缠绵，隔着暮色，断断续续。第二天清晨，林国栋比平时早半小时出门。他没骑车，步行去县医院。晨雾未散，青石板路泛着湿漉漉的幽光。他怀里揣着三百块钱，口袋里装着新毛巾和搪瓷杯，杯底用红漆写着“赠陈主任”四个小字——那是他昨夜在灯下，一笔一划描的。县医院门诊楼是栋灰扑扑的三层砖楼，墙皮剥落，露出底下暗红的砖。他找到内科诊室，门前已排起长队，男女老少，有的咳嗽，有的捧着化验单，有的怀里揣着保温桶。他默默站到队尾，目光扫过门框——右下角，果然有一道浅浅的横线，用圆珠笔画的，细得几乎看不见。他数着前面的人。第一个，老太太，咳嗽；第二个，男人，哮喘；第三个，年轻姑娘，脸色苍白……数到第十四个，一个穿的确良衬衫的中年男人被护士叫了进去。林国栋的心跳开始加速。第十五个。他往前挪了一步。门开了，护士探出头，目光扫过队伍，最后落在他身上：“下一个！”林国栋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诊室不大，弥漫着酒精和中药混合的气味。陈怀远坐在宽大的红木桌后，金丝眼镜反射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遮住了大半表情。他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处方笺，右手握着一支钢笔，笔尖悬在纸上，没动。“坐。”陈怀远说，声音不高，却像绷紧的弦。林国栋没坐，把搪瓷杯和新毛巾放在桌角，然后从怀里掏出三百块钱，整整齐齐码在桌面上，最上面，压着那张泛黄的劳模照片。陈怀远的目光，终于从处方笺上移开，落在照片上。他伸出两根手指，拈起照片，对着光看了看背面的字，又翻过来看正面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足足看了十秒，他才把照片轻轻放下，手指点了点桌上的钱。“你爸的病，我看过片子。”他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双肺纹理增粗，伴多发小结节，肺气肿明显。西医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晚期。”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如刀，直刺林国栋双眼，“你今天来，不是为了听这个。”林国栋喉咙发紧，却没避开视线：“陈主任，我想跟您学医。”诊室里静得能听见挂钟秒针的“咔哒”声。陈怀远没笑，也没怒。他慢慢放下钢笔，身体向后靠进藤椅里，双手交叉，搁在微微凸起的腹部上。“学医？”他重复了一遍，目光扫过林国栋洗得发白的工装裤，扫过他指节处因为常年握车床手柄而磨出的厚茧，最后，落在他眼睛里——那里面没有哀求，没有惶恐，只有一种近乎蛮横的、沉甸甸的亮。“你高中毕业？”他问。“是。”“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背过吗？”“没背过。”“那你知道，人体有多少块骨头？”林国栋没犹豫：“206块。”陈怀远的眉毛，极其轻微地向上挑了一下。“血液里，红细胞寿命多久？”“120天。”“脾脏，主要功能？”“储血、滤血、参与免疫。”陈怀远沉默了。他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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