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晨没捡。雪很快落下来，盖住了它。这时，方虎山带着政委组的人到了。他披着一件旧军大衣，胸前别着枚褪色的镰刀锤子徽章，脸被冻得紫红，可一双眼睛烧得灼人。他径直走到叶晨身边，没寒暄，只问：“怎么审？”叶晨望着下面那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声音很轻，却像钉子楔进冻土：“名单上，所有画了红圈的，当场枪决。”方虎山没问理由，只点了点头：“我来念名字。”他接过刘奎递来的名单，展开，声音洪亮，字正腔圆，像敲钟：“李光忱！”李光忱应声抬头，金丝眼镜后的瞳孔骤然收缩，随即竟笑了，笑声嘶哑，像砂纸磨铁：“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胆子——真敢杀我！”他猛地扭头，对着身后人群吼：“告诉他们！我是谁的人！我背后站着谁！”没人应声。风更大了，卷起雪尘，迷了人眼。李光忱还在笑，笑得肩膀耸动，笑得喉咙里涌出血沫。可那笑声越来越弱，越来越干，最后只剩下气音，像漏气的风箱。方虎山没停，继续念：“孙耕尧！”“藤田实彦！”“佐藤健次郎！”“渡边信雄！”……每念一个名字，便有一名战士上前，将人拽出跪姿，按倒在地。有人高声叫骂，有人磕头求饶，有人尿了裤子，湿透的棉裤紧贴腿根，在冷风里腾起一股酸腐气。枪声响了。不是一排齐射，而是单点点名。一声，停顿两秒；再一声，再停顿。节奏缓慢，精准，冷酷。枪声并不密集，却比万炮齐鸣更令人心悸。因为每一次停顿，都像铡刀悬在脖颈上，等待落下。叶晨一直站着，纹丝不动。他听见子弹钻进头颅的闷响，听见骨头碎裂的脆响，听见血喷在雪地上的噗嗤声。他闻见铁锈味、硝烟味、血腥味混在一起，钻进鼻腔，沉进肺腑，最后凝成一块硬块，卡在胸口。他没闭眼。直到最后一声枪响过去，足足三十秒，河滩上静得只剩风声。然后，方虎山合上名单，转身，对叶晨说：“周同志，剩下这些人，按命令，移交通化专署公安处，由军事法庭择日公审。”叶晨点了下头，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让他们起来。”刘奎一愣：“周哥？”“我说，让他们——起来。”刘奎迟疑片刻，还是照办了。他朝战士们扬了扬下巴，十几支步枪同时抬起，枪口朝天。那些蹲着的人，先是不敢动，后来试探着抬眼，看见枪口挪开，才颤巍巍撑着膝盖站起来。有人腿软跪倒，立刻被旁边人架住；有人站直了，抖得像筛糠；有人仰起脸，怔怔望着铅灰色的天，仿佛第一次看清这世界的颜色。叶晨走下青石，一步一步，踏着积雪，走向人群中央。他走得不快，脚步却极稳，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刮着所有人的神经。他在李光忱倒下的地方停住，俯身，捡起那副摔裂了镜片的金丝眼镜。镜框弯了，镜片碎成蛛网，可那镜片背面，竟用极细的钢笔写着一行小字：“吾妻慧兰，生于昭和九年，殁于民国三十四年冬。”慧兰。叶晨记得这个名字。李光忱的妻子，是个教小学国文的女教师，温柔，清瘦，总在袖口别一朵栀子花。一九四五年十月，她因掩护三名地下党员转移，被军统秘密逮捕，死于哈尔滨道外监狱的刑讯室。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光忱，让他……别忘了教孩子们写汉字。”叶晨捏着那副眼镜，指腹摩挲着那行字，许久，才松开手。眼镜落回雪地，被风卷起，翻了两个跟头，陷进一摊尚未凝固的血里。他直起身，目光扫过一张张面孔，最后落在最前排一个戴瓜皮帽的老者身上——那人姓王，原通化商会会长，暴动中负责筹集粮秣、联络乡绅，为藤田实彦提供资金与藏匿点。叶晨看着他，忽然问：“王会长，您今年多大？”老人一怔，下意识答：“七十有三。”“哦。”叶晨点点头，又问，“您记不记得，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一九零零年，通化城被沙俄占过一次？”老人嘴唇哆嗦：“记……记得。那时我十二岁，亲眼看见俄军烧了西街十七家铺子，抢走了商会三万两白银……”“那您记不记得，一九三一年，日军进关，通化是谁开的城门？”老人脸色霎时惨白，额角沁出豆大的汗珠。叶晨没等他答，继续道：“是您。您写了劝降书，召集乡绅开会，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您还亲自带着日本宪兵，挨家挨户收‘治安维持费’。”老人扑通一声跪下了，额头重重磕在冻土上：“周……周长官！我糊涂啊！我该死啊！可我孙子才八岁，他没罪啊——”“我没说您孙子有罪。”叶晨打断他，语气平静得可怕，“我只想问您一句——当年您跪沙俄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跪日军的时候，又想的是什么？今天跪在这里，您想的，又是什么？”老人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嗬嗬的抽气声。叶晨转过身，不再看他，只对刘奎道：“把他儿子，那个在满铁当会计的，拎出来。”刘奎一怔，随即点头，带人挤进人群，不多时，拖出个穿驼色西装、戴玳瑁眼镜的中年人。那人面如死灰，西装扣子系错了位，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只怀表。叶晨盯着他看了三秒，忽然伸手，一把夺过怀表，掀开盖子。表盘背面，刻着四个小字：“精忠报国”。叶晨把表塞回他手里，轻声道：“拿着。明天一早，你去通化中学，给学生们讲一堂课。就讲——什么叫‘精忠报国’。”那人浑身一震，嘴唇剧烈颤抖，眼泪终于汹涌而出。叶晨没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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