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记这会正在办公室发脾气。原来，他发现机关存在严重的“”作风问题”——有一些干部，利用在省政协任职的一些退二线的老厅长去协调一些工作，从而收取一定的好处费。就连李正刚到省政协任主任委员，就有工作人员主动接近他，时不时带他去参加一些活动、一些饭局，从而想要获得李正的好感，同时，也想通过利用李正刚退休，还存在的“余威”，来去帮他们办事。李书记这会在办公室大发雷霆。“让人去调查，才发现有的人已......“哎哟喂，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她猛地一拍桌子，茶杯震得跳了起来，水泼在会议记录本上，洇开一片深色污迹。那声音尖利得像一把生锈的锯子，一下下刮着每个人的耳膜。她站起身，手指直直戳向徐市长鼻尖，指甲油剥落了半边，露出底下泛黄的甲面，“我男人死在乡政府大院里，血还没干透，你们倒先把他钉在耻辱柱上了？！”会议室门被“哐当”一声撞开，灌中乡派出所所长满头是汗冲进来，压低嗓子：“徐市长，王主任，外面……外面人又多了，有十来个拿着横幅的，说是死者亲属，也有几个穿黑衣服的，看样子是邻村的调解员和老党员，说要‘替公道说话’。”空气骤然绷紧。肖江辉下意识摸了摸西装内袋——里面装着刚收到的初步尸检通报复印件：死者颈部动脉被单刃刀斜向切断，创口深达颈椎前缘；左腕有防御性划伤三处，右手虎口存有陈旧性老茧，符合长期持笔、握方向盘特征；胃内容物检出高浓度乙醇及苯二氮?类镇静成分。通报末尾一行小字写着：“结合现场监控碎片化恢复、目击者证言交叉比对及嫌疑人供述，初步排除正当防卫可能。”这行字他没让任何人看见。王晨却不动声色，目光扫过对方脚上那双沾着泥点的平底鞋——鞋帮内侧磨得发白，鞋带系得极紧，不是哭丧该有的松垮。他忽然想起三天前省纪委转来的一份匿名材料附件，其中一张模糊照片里，死者正搂着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从乡政府后门钻进一辆黑色帕萨特，车牌被雨水糊住，但车尾贴着的卡通草莓贴纸，在所有监控盲区里反复出现过七次。“徐市长，”王晨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块冷铁沉入沸水，“您刚才说‘按程序走’，这句话很对。但程序不是铁板一块，是活的。它得让人信，才叫程序。”徐市长微微一怔，没接话。王晨转向那位妻子，语气竟缓了下来：“大姐，我叫王晨，是省委尹书记的秘书。我不是来谈条件的，我是来听您说话的。您刚才说，他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留下——这话我信。可我也想问一句：他最后那句话，是不是跟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说的？”满座哗然。女人脸色霎时惨白，嘴唇哆嗦着，却没否认。“您儿子去年考公落榜，笔试成绩68.2分，排全县第17名，面试被刷。”王晨从随身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打印纸，纸角微卷，“这是市人社局调出来的原始分数表。您知道为什么刷他吗？因为面试官组里，有两位是灌中乡前任会计、现任县财政局预算科副科长，还有一位，是死者在党校学习时的班主任——他们打分时，集体给了‘表达逻辑混乱、政治素养欠缺’的评语。”女人喉咙里发出“咯”的一声，像被掐住了脖子。“大姐，”王晨往前倾了半寸，目光直抵她眼底，“组织上不会为错误买单，但也不会让老实人吃亏。您丈夫的问题，我们查；您儿子的问题，我们查；那个红裙子女人是谁，她在哪上班，她跟死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样查。但查，得按规矩来——不是按您提的五条，也不是按徐市长说的‘一条都不能答应’，而是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二十三条，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按《烈士褒扬条例》第八条第三项。”他顿了顿，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所以，今天这个会，不签协议，不许诺，不表态。我们只做一件事——成立联合核查组。由省纪委监委驻市委纪检组牵头，抽调市人社局、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县检察院四家单位业务骨干，加上两名群众代表，明天上午八点，在吉泰县信访接待中心挂牌办公。核查组第一项任务，就是重新勘验现场、复核全部监控、调取死者近半年所有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并同步启动对灌中乡近三年所有矛盾纠纷调解台账的倒查。”肖江辉瞳孔一缩——这已超出常规善后范畴，近乎一场基层政治体检。“第二，”王晨继续道，“关于您提的‘因公殉职’认定，核查组将严格对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您丈夫遇害时间是上午九点十七分，送医时间是九点四十三分，宣布临床死亡时间为十点零五分。时间吻合。但关键在于——他当时是否在履行工作职责？”他抬眼看向门口站着的乡党委副书记：“老张，那天上午九点，乡党委会定的是不是讨论危房改造资金拨付方案？”副书记点头如捣蒜。“那他为什么没出现在会议室？”王晨转向女人，“大姐，监控显示，他九点零三分进了乡政府西侧平房——那是计生办旧址，现在改成了‘流动人口服务站’。您知道那个服务站，最近三个月只接待过一个人吗？”女人嘴唇翕动，没发出声音。“是那个红裙子女人。她登记的信息是‘暂住人口’，但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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