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这个时候，巨鹿王府的红灯笼从腊月二十三就开始挂了，一直挂到正月十五过后才收。廊下的灯笼连成一片，像一条红色的河，从府门口一直流到后院深处。烟花从除夕放到初七，天天晚上把元氏县的天空炸得五彩斑斓。孩子们在院子里追跑打闹，笑声能把房顶掀翻。张羽坐在主位上，看着满堂儿孙，笑得合不拢嘴。那是往年的光景。
今年不一样。
腊月二十三，小年。往年这天，蒯萦会带着人把红灯笼一盏一盏地挂起来，从早上忙到天黑。今年她站在库房里，看着那一箱箱落了灰的灯笼，站了很久，然后关上门，走了。她没有问张羽要不要挂，因为她知道答案。正月里的元氏县，家家户户贴着红对联、挂着红灯笼，只有巨鹿王府，灰墙灰瓦，冷冷清清，像一座被遗忘在旧时光里的老宅。
张羽坐在后厅的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银杏树，看了一下午。郭嘉雕像石碗里的瓜子满得冒了尖，风一吹，瓜子从碗沿滚下来，掉在石桌上，噼噼啪啪地响，像有人在嗑瓜子。张羽听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奉孝，今年没人陪你过年了。”没有人回答。风还在吹，瓜子还在滚，噼噼啪啪，像在笑，又像在叹气。
年夜饭是张羽一个人吃的。不是没有人陪，七十六位夫人，三十多个在元氏县的孩子，随便哪一个都能来陪他。可他不想。他让裴喜珺把饭菜端到书房，关上门，一个人坐在案前，吃了几口，放下筷子，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稀稀拉拉的，像有人在远处敲门，敲了几声没人应，就走了。
他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张睿还活着，从云中郡给他写了信，信上说：“父王，过年好。儿臣在云中郡一切安好，勿念。等开春了，儿臣回去看您。”信纸还压在案头的匣子里，他拿出来又看了一遍，折好，放回去。张宁没回来。她留在云中城外的那座山上，住在张睿墓旁的小屋里，每天擦墓碑、扫落叶、看云中城。张羽不放心，派了三十个天女卫去保护她，又派了十个婢女去伺候她，又让人在墓旁边修了好几间房子，青砖灰瓦，比原来的小屋大得多、结实得多。张宁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她就那么住着，住在那间小屋里，哪儿都不去。
守墓的人是张枭从第十五集团军里选的，六个，都是张睿生前的亲卫。他们是自愿的。张枭问他们愿不愿意去守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犹豫。六个人，最大的三十五，最小的二十三，排成一排，单膝跪下，齐声说：“末将愿往。”他们的声音不大，可很齐，齐得像一个人在说话。张枭看着他们，眼眶红了，没有说“谢谢”，只说了一句：“去吧。”他们去了，在山上的墓旁边搭了一个棚子，六个人轮班，两个人一班，四个时辰一换，昼夜不停。没有人给他们记功，他们就是站在那里，站在风里、雨里、雪里、夜里，守着那座坟，像守着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
张羽有一次问张枭：“他们是自愿的？”张枭说：“是。”张羽沉默了一会儿，说：“给他们记功，发双饷。”张枭说：“是。”可他知道，那六个人不在乎功，也不在乎饷。他们在乎的，是那个躺在坟里的人。那个曾经带着他们巡边、守城、杀敌，在风雪夜里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的年轻人。那个叫他们“兄弟”、从不把他们当奴才的人。他走了，他们能做的，就是守着他的坟，不让杂草长上去，不让野狗来刨，不让任何人打扰他安眠。
正月十五，上元节。
往年这天，元氏县的灯市从傍晚就开始热闹了。花灯、龙灯、走马灯，把整条街照得亮如白昼。孩子们举着兔子灯跑来跑去，大人们站在灯下猜谜、喝酒、说笑。今年的灯市还在，可张羽没有去。他坐在巨鹿王府中厅里面的一个小包房里，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壶茶，茶已经凉了，他没有喝。
包房不大，七八个人站着就满了。门关着，窗也关着，帘子放下来，外面的光透不进来，只有桌上的几盏油灯把屋子照得昏黄。墙上的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屋子里站着七个人。
田丰站在最左边，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眉头拧成一个“川”字，嘴唇抿成一条线。他是新任的尚书仆射，跟了张羽三十多年，脾气臭，说话冲，可办事利索，从不拖泥带水。
贾诩站在他旁边，半阖着眼，像一尊泥塑。他穿得厚，棉袍外面还套了一件皮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灰鼠皮的围脖，整个人裹得像个粽子。他六十八了，身体大不如前，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春秋两季又怕风，可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毒得很。
耿武站在贾诩旁边，腰板挺得笔直，甲胄擦得锃亮。他是玄武营的统领，也是第九集团军第六军的都督。他站姿端正，目不斜视，像一个随时准备领命出征的将军。高顺站在他旁边，比他矮半个头，可气势不输。陷阵营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重步兵，铁甲铁盾，冲锋陷阵无人能挡。他不爱说话，可说出来的话，一句是一句。
张仲景站在高顺旁边，穿着一身半旧的灰布棉袍，手里捧着一只手炉，缩着脖子，看起来像个怕冷的普通老人。典韦站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