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啸云把这张照片从巡捕房带出来的时候，做了一件事。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字。钢笔写的，墨迹褪成了褐色，字迹很细，很工整，像一个惯于记账的人写的。一行是——“莹莹，左。贝贝，右。”另一行是日期——“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廿八。”莫隆被捕前三天。他写这行字的时候，大概正坐在莫家书房的书桌前。窗外的白玉兰开了没有，案头的茶凉了没有，太太在隔壁哄两个孩子午睡的声音他听见了没有。他把两个女儿的名字写在照片背面，左和右，分得清清楚楚。然后他把照片夹进账本里，锁进抽屉。
三天后，军警围了莫家。
齐啸云走出洋行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法租界的煤气路灯在梧桐树影里烧着，一团一团的淡绿色光晕，像漂浮在夜色里的磷火。他沿着外滩往南走，走过汇中饭店、有利银行、上海总会，一扇一扇亮着灯光的窗从他身边滑过去。窗里有人在喝咖啡，有人在看报，有人在弹钢琴。钢琴声从二楼开着的窗里飘出来，是一首他叫不出名字的洋曲，叮叮咚咚的，像雨水落在铁皮屋檐上。
他在莫家旧宅前站住。莫家旧宅在南市老城厢，离外滩不远，但已经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法商货栈的围墙把整座宅子圈了起来，墙头上插着碎玻璃，大门是铁皮的，漆成了墨绿色，门楣上原来挂着“莫宅”匾额的地方，现在钉着一块搪瓷牌子，上面印着法文和中文——“勒庞洋行货栈，闲人免入”。他从铁门缝隙里望进去。宅子的主体还在，青砖灰瓦，马头墙，江南大户人家常见的那种。但门窗都被拆了，换成了仓库用的卷帘铁门。正厅门口那对石狮子还在，一只歪倒了，半埋在土里，另一只还立着，狮头被砸掉了一半，剩下半张脸对着铁门外的街道，像一个被割了舌头还在原地守着的哑巴。
院子里堆满了货箱，洋文的唛头印在松木箱板上。有一盏电灯挂在正厅的廊柱上，照着满院的货物和石狮子半张残脸。灯下坐着个打更的老头，裹着件油光发亮的棉袄，抱着根竹梆子打盹。
齐啸云站在铁门外，没有惊动他。他想起安伯说莫隆出事那天上午，在家陪着太太和两个孩子吃了最后一顿早饭。那顿早饭大概就摆在正厅里。莹莹坐在高椅子上，贝贝坐在矮椅子上。贝贝还不会自己吃饭，伸着小手去抓碗里的米糕，抓得到处都是。莫隆把她抱起来，用袖子擦她脸上的米糕渣。擦了一遍，又擦一遍。他知道自己三天后会死吗？他知道怀里这个抓米糕的小女儿，几天后会被乳娘抱着从这扇门里逃出去、辗转流落到江南水乡的渔船上吗？他擦她脸上米糕渣的时候，手指有没有多停留了一息？
黄浦江的汽笛声从南市方向传来，比在洋行办公室里听见的更近，更沉。齐啸云转过身，背靠着铁门，面朝街道。老城厢的夜比租界暗得多。隔很远才有一盏煤油路灯，光晕只够照亮灯下一小圈青石板。石板路被岁月和车轮磨得光滑如镜，灯影在上面晃着，像水底沉着的一小片月亮。有一个老妇人推着辆板车从街那头慢慢走过来。板车上堆着收来的废纸和旧衣裳，车轮碾过青石板，咯噔咯噔的。她经过齐啸云面前的时候，抬头看了他一眼。
“后生，找人？”
齐啸云摇了摇头。
老妇人没有走。她把板车停下来，从车把上挂着的布袋里摸出一个烤红薯，递过来。“吃吧。刚出炉的，还热着。”齐啸云接过红薯。红薯很烫，烫得他左右手倒换了一下。他掰开来，金黄的薯肉冒着热气，在夜色里亮了一小团暖光。他咬了一口。很甜。老妇人看着他吃，脸上的皱纹在煤油灯影里堆起来，像一张揉过很多遍又摊开的牛皮纸。
“你站的那地方，”老妇人忽然开口了，“十几年前是一户姓莫的人家。大户。后来出了事，封了门，人散尽了。”
齐啸云嚼着红薯，没有说话。
老妇人把板车的车把重新握起来。“他家有两个小囡。出事那天，一个被抱走了，一个留下来。抱走的那个，听说去了南边。留下来的那个，跟着太太搬到了闸北。闸北的贫民窟，一个弄堂里挤着几十户人家。太太给人洗衣裳，手泡在碱水里，冬天裂开一道一道的血口子。小囡才几岁，蹲在弄堂口帮人剥蚕豆，剥一碗挣一个铜板。”她把板车往前推了一步，轱辘咯噔响了一声。“我为什么知道？我就住她们隔壁。”
板车咯噔咯噔地远了。煤油灯的光晕跟着她一点一点地移走，最后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里，消失了。街道重新暗下来。
齐啸云把手里的红薯吃完了。他把红薯皮扔进铁门边的阴沟里，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然后他从外套暗袋里掏出那张照片。煤油路灯的光太暗，他看不清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脸，但他看得清她怀里那两个婴儿。并排躺着，脸挨着脸。一样的襁褓，一样的大小。他把照片翻过来。“莹莹，左。贝贝，右。”莫隆的字。工工整整。左和右，分得清清楚楚。
他把照片放回暗袋，贴着胸口的位置。然后他沿着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