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啸云把这三份卷宗并排摆在桌面上。第一份是抓捕记录，第二份是审讯笔录，第三份是物证清单。他把物证清单抽出来，从头到尾一行一行地看。莫隆的私印、往来书信、军防部署图副本、与外国商船交接的码头记录——每一条物证后面都标注着“已呈堂”。呈堂。齐啸云的目光停在这两个字上。呈堂意味着物证在庭审时当众出示过，被告及其律师有机会质证。但莫隆案从抓捕到判决，前后不到二十天。二十天。
他把物证清单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黄浦江在暮色里泛着灰蓝色的波光，像一条褪了色的绸缎被随意地铺在城市的边缘。江面上，小火轮拖着长长的黑烟，从十六铺码头缓缓驶向外滩方向。更远处，外国军舰的灰色舰身像一座移动的铁山，无声地滑过江心。齐啸云看着那条江。他从小就看着它。小时候，父亲牵着他的手站在外滩的堤岸上，指着江对面说，啸云，你看，那条江把上海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租界，一半是华界。一半是洋人的地盘，一半是中国人的地方。他问父亲，我们家在哪一半？父亲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们家在江上。
他那时候不懂。后来他接手家族生意，开始接触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各国商行，才慢慢懂了。齐家做的是航运和贸易，船在江上走，货在码头上卸，钱在租界和华界之间来回流动。哪一边的规矩都要懂，哪一边的人都得罪不起。父亲说“在江上”，不是在抒情，是在告诉他——齐家的立身之本，就是不靠岸。靠了任何一边，另一边就会变成对岸。对岸，就是敌人。
但现在他手里这份卷宗，让他觉得父亲那句“在江上”还有另一层意思。莫隆的船沉了，不是因为靠了岸，而是因为有人在江心凿穿了他的船底。
有人敲门。三下，不轻不重。
“进来。”
门推开，进来的是齐家的老管家齐安。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但腰板还直，走路没有声音。他在齐家待了四十年，从齐啸云祖父那辈就开始伺候，经历了两代人的兴衰，眼睛里装着齐家四十年的秘密，却从来不往外倒。他把一碗桂花酒酿圆子放在齐啸云的办公桌上，白瓷碗，碗沿搁着一把调羹。圆子浮在酒酿里，一粒一粒白生生的，桂花的香气跟着热气一起升上来，把满屋子的旧卷宗霉味冲淡了几分。
“少爷，趁热吃。”齐安把调羹往碗里推了推，“太太让厨房做的，说你今天中饭又没好好吃。”
齐啸云走回桌前坐下，端起碗，舀了一勺。圆子软糯，酒酿微甜，桂花的香气从舌尖一直漫到鼻腔里。他吃了两口，放下调羹。“安伯，你在齐家四十年，见过莫隆吗？”
齐安的手本来已经垂到身侧了，听到这个名字，手指微微蜷了一下。这个动作极小，小到如果齐啸云不是一直在盯着他的手，根本不会注意。
“见过。”齐安的声音老而稳，像老座钟报时，不紧不慢。“莫老爷和老爷是至交。莫家出事那年，我三十五岁。出事前三天，莫老爷还来府上吃过一顿饭。席上，他和老爷喝了一坛花雕。”
“他们说了什么？”
齐安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暮色又暗了一层，黄浦江的波光从灰蓝变成了暗紫。小火轮的黑烟融进天色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在江面上缓缓移动。
“那天我在边上伺候酒。”齐安的声音沉下去，像从一口很深的井里慢慢提上来的水桶，“莫老爷酒量浅，喝了三杯就上脸。他拉着老爷的手，说，仲兄，我莫隆这辈子没求过人，今天求你一件事。老爷说，你讲。莫老爷从怀里掏出一个红绸子包，打开，里面是一对玉佩。白玉的，并蒂牡丹。他把其中半块塞到老爷手里，说，这是我两个女儿的信物。大的叫莹莹，小的叫贝贝。万一——他说了‘万一’。万一我有什么事，这两个孩子，托付给齐家。”
齐啸云握着调羹的手指收紧了。瓷调羹的柄硌着他的虎口，凉的。“然后呢？”
“老爷把那半块玉佩收下了。”齐安抬起头，目光穿过窗玻璃，落在黄浦江对岸的灯火上。“他收下的时候，手在发抖。我伺候老爷几十年，头一回见他手抖。他把玉佩攥在掌心里，攥了很久，然后说，莫兄，你放心。你的女儿，就是我齐家的女儿。”
办公室里安静了。窗缝里漏进来的江风把卷宗纸页吹得微微掀起又落下，发出极轻极轻的沙沙声，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一页一页地翻着旧年的日历。齐啸云低头看着碗里的桂花酒酿圆子。圆子已经泡得有些发胀了，酒酿的米粒沉在碗底，桂花瓣浮在汤面上，像几片极小极小的金色纸屑。
“那块玉佩，”他开口了，声音有些发涩，“现在在哪里？”
齐安没有回答。他走到办公室角落的一只老式保险柜前，蹲下去。保险柜是德国造的，铁灰色，转盘式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