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多大了？”
“十八。”阿贝多报了两岁。
男人上下打量她，目光在她胳膊上停了停。
阿贝把袖子撸上去，露出小臂。
不算粗，但结实，常年划船练出来的线条，肌肉不夸张，但能看出有劲。
“能扛多少斤？”男人问。
“五十斤的货，一口气扛十趟。”
男人笑了。
“吹牛不上税。”
“试试不就知道了。”
男人想了想，从柜台后面出来，走到院子里，指着一堆麻袋。
“扛一袋走两步我看看。”
阿贝走过去，弯腰，抓住麻袋口，一使劲，扛上了肩。
麻袋不轻，五六十斤是有的，压在肩上，能感觉到里面的东西硬邦邦的，大概是干货。
她在院子里走了两圈，步子稳，呼吸匀。
男人看着，不说话了。
“一趟两块大洋？”阿贝放下麻袋，问。
“一趟两块，”男人点头，“但先说好，船上条件差，睡货舱，吃船上大锅饭。到了沪上，卸完货就装货回来，中间没时间闲逛。”
“行。”
“什么时候能走？”
“现在。”
男人又笑了，这次笑得不那么敷衍了。
“你倒是急。船下午三点开，你中午过来，我带你去见船长。”
阿贝点头，转身要走。
“哎，”男人叫住她，“你叫什么名字？”
阿贝站住了。
她想了想，说：“阿贝。”
“就阿贝？”
“就阿贝。”
男人没再问。
阿贝出了货运站，站在码头上。
雾散了一些，能看见对岸的柳树了，枝条垂在水面上，被风吹得晃。
她摸了摸怀里的玉佩，硬的，凉的，贴着心口。
她忽然想起一句话，是养母活着的时候常说的：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阿贝笑了。
不是苦笑，是真的笑了。
她转身往回走，回去给养父再煮一碗粥，把灶台边的字擦掉，重新写一张清楚的，告诉养父她去哪儿了，让隔壁的王婶帮忙照看几天。
走到半路，她经过黄老虎的锦绣坊。
两层小楼，门口挂着红灯笼，门板刷着新漆，从外面看，确实气派。
门开着，里面传来琵琶声，有人在唱小曲，声音软绵绵的，像糖稀。
阿贝看了一眼，没停，走了过去。
她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石板路上有昨晚下雨留下的水洼，她踩过去，水花溅起来，打湿了鞋面。
鞋是补过的，左脚那只补了三回，鞋底磨得只剩一层布。
但她走得稳。
心里有了主意，脚下就有了根。
中午，阿贝又到了货运站。
这次她带了包袱，里面有两件换洗衣服，半块干饼，还有那半块玉佩。
中年男人领她到码头边，指着一艘货船说：“就这个，沪上号。”
船不大，甲板上堆着货，用油布盖着。几个船工正在抽烟，看见阿贝，都愣了一下。
“女的？”一个黑脸汉子皱眉。
“能干活就行，”中年男人说，“船长呢？”
“在驾驶舱。”
中年男人带着阿贝上了船，敲了敲驾驶舱的门。
门开了，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皮肤晒得黝黑，脸上有风霜的纹路，眼睛不大，但亮。
“这就是新来的？”船长看了阿贝一眼。
“对，阿贝。”
船长没多问，指了指货舱：“把包袱放下去，三点开船，别误了。”
就这么简单。
没有客套，没有寒暄，甚至没有多看她一眼。
阿贝把包袱放进货舱，出来站在甲板上。
船工们还在看她，目光里有好奇，有不解，也有几分轻视。
阿贝不在乎。
她找了个角落坐下来，看着岸上的码头。
石板路，柳树，破房子，远处烟囱冒出的黑烟，近处水面漂着的垃圾。
这是她住了十六年的地方。
她忽然觉得陌生。
不是地方变了，是她要走了。
汽笛响了。
船动了。
阿贝站起来，走到船舷边，看着岸上的人越来越小，房子越来越矮，码头的轮廓越来越模糊。
风从水面吹过来，带着腥味，带着柴油味，带着不知道哪座城市传来的焦躁的味道。
她摸了摸怀里的玉佩。
玉佩还凉着。
但她的心是热的。
船驶出了河道，进了大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