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她说，“他还没来得及进来。”
王姐拍了拍胸口，喘了口气：“那就好，那就好。你说这人也是，大晚上的，翻人家姑娘的窗户，安的什么心？明天我去找房主说，让他把天井的门锁上，晚上不许外人进来。”
贝贝没说话。
她回到窗边，把窗栓重新插好，又搬了一把椅子顶在窗户上。
“王姐，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个人往哪个方向跑了？”
“往弄堂口跑的，跑得可快了，一溜烟就没影了。”
贝贝点了点头，倒了杯水递给王姐。王姐接过去喝了两口，又说了几句“小心点”“晚上别一个人”之类的话，就走了。
门关上之后，贝贝靠在门板上，慢慢滑坐到地上。
她把剪刀放在膝盖上，看着剪刀刀刃上映出来的煤油灯光，小小的，黄黄的，像一颗快要熄灭的星星。
她没有哭。
在水乡的时候，养父教她划船，船翻了，她掉进河里，喝了好几口水，差点淹死。养父把她捞上来之后问她怕不怕，她说怕。养父说，怕就对了，但怕完了之后，你得知道怎么不让船再翻。
她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怕。
但怕完了，她得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她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和银票放在一起。然后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水渍，一块一块的，像是地图上的湖泊和岛屿。她盯着那些水渍看了很久，脑子里在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
那个人是谁？
如果是小偷，为什么偏偏选她的窗户？她的房间在二楼，从巷子里翻墙进天井，再从窗户翻进来，这个路线不是随便挑的，一定是提前踩过点的。
如果是别的人……
她想到了一个人。
齐啸云。
不对。齐啸云那种人，不会干翻窗户的事。他有的是办法光明正大地来找她，用不着偷偷摸摸。
那是谁？
她想不出来。
但她知道一件事——有人在盯着她。
而她甚至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
第二天早上，贝贝起得很早。
她先去周老板娘的绣坊，把那批屏风的活接了，从名单上挑了三个绣娘，跟她们说好了工钱分配和交货时间。然后又去了一趟邮局，给养父母寄了封信，说自己在沪上一切都好，让他们别担心。
从邮局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照在南京路上，两旁的商店都开了门，橱窗里摆着各色各样的商品，有洋布、有钟表、有胭脂水粉，花花绿绿的，看得人眼花缭乱。
贝贝站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忽然有些恍惚。
她来沪上三个月了，每天都在忙着讨生活，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这座城市。现在站在南京路上，她才发现，这座城市跟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它太大了，大到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滴水掉进大海，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她正发愣，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阿贝姑娘？”
贝贝转过身。
一个四十多岁的***在她面前，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衫，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但眼神很精明。
“您是？”贝贝不认识他。
“我姓吴，是齐先生的助手。”男人微微欠了欠身，“齐先生听说您接了锦云阁的绣活，想请您过去一趟，当面谈谈屏风的样式和尺寸。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贝贝看着他，脑子里转了几个念头。
“哪个齐先生？”她问。
“齐啸云，齐先生。”
贝贝沉默了两秒。
“方便。”她说，“走吧。”
老吴带她走进南京路上一栋三层的小洋楼，楼门口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锦云阁”三个字，字迹是凹进去的，涂了黑漆，在阳光下反着光。
一楼是铺面，卖绸缎、绣品和成衣。二楼是办公的地方，走廊铺着地毯，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墙上挂着几幅字画，贝贝看了一眼，有一幅是郑板桥的竹子，她不认得落款，但觉得那竹子画得有精神，枝叶挺拔，像是在风里站着。
老吴把她带到二楼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少爷，阿贝姑娘来了。”
“请进。”
贝贝推门进去。
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很讲究。一张红木办公桌，桌上摆着一盏绿罩子的台灯、一摞文件、一个笔筒。靠墙是一排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书，大多是英文的，还有一些中文的线装书。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微微飘动，能看到窗外的南京路，车马行人，热闹非凡。
齐啸云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
他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的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