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涧边坐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他站起来跳进了河里。
用仅剩的那条手臂划水，用腿蹬水，用嘴叼着那本册子。
水很急，把他冲了很远。
他喝了很多水，呛了很多次差点淹死。
从第一天上午挣扎到了第二天中午，他终于游过去了。
爬上岸的时候，他被冻得嘴唇发紫，那本册子也被水泡烂了。
他坐在岸边，把那本烂了的册子摊在膝盖上，一页一页地翻开。
字已经模糊了，看不清了。
但他记得，每一条，每一款，每一个字，他都记得。
他站起来，走进鹰愁涧唯一的一个村子。
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
他们住着茅草屋，穿着破衣裳，吃着野菜粥。
不知道什么《宪法》，不知道什么平等，不知道什么法治。
他们只知道，活着，很难。
张大山站在村口，手里捧着那本烂了的册子，念：“人人生而平等。”
他的声音沙哑，嘴唇还在抖，但他念得很稳，稳得像千川湖底那块最老的石头。
村里人围过来，看着他，像看一个怪物。
他们听不懂他在念什么，但他们听出了他声音里的东西。
那是——不甘,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了。
不甘心自己的儿子也这样。不甘心自己的孙子也这样。
一个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来，望着张大山道：“后生，你念的啥？”
“《宪法》。”
张大山蹲下身，与老人平视：“人人生而平等的法。”
老人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平等？能当饭吃吗？”
张大山摇了摇头道：“不能，但能让您有饭吃。”
老人望着他，望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接过那本烂了的册子。
册子湿漉漉的，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
他把册子贴在胸口，贴了很久。
“后生。”
他说：“你留下来，教我们认字。”
张大山望着他，望着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却忽然有了光的眼睛。
他忽然觉得鼻子很酸，然后点头：“好，我留下来。”
张海在鹰愁涧住了三年，三年里他教村里人认字，教他们算账，教他们《宪法》。
村里人叫他“张先生”，不是因为他学问大，是因为他愿意教。
他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教。
教“人”字，他说，人，就是两条腿站着。
你，我，他，都是人。
教“平”字，他说，平，就是一碗水端平。
不偏不倚，不左不右。
教“等”字，他说，等，就是一样。
你有的，我也有。
我没有的，你也不能有。
三年后，鹰愁涧有了第一所学堂。
不是砖瓦盖的，是茅草搭的。
学堂里坐着十几个孩子，大的十五六，小的七八岁。
他们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字，写“人”，写“平”，写“等”。
他们写得歪歪扭扭的，但很认真。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字，能让他们以后不用再饿肚子。
张大山站在学堂门口，望着那些孩子，忽然哭了。
不是委屈，是高兴。
他想起他的伯父张歧，想起他种地的样子。
伯父种了三年地，把三亩薄田种成了良田。
他教了三年书，把十几个孩子教成了识字的人。
种地，教书，都是种。
种庄稼，收粮食。
种知识，收希望。
他擦了擦眼泪，走进学堂。
孩子们抬起头，望着他。
“先生，今天教什么？”
“今天，教‘法’。”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字很大，很重，重得像一座山。
鹰愁涧的变化，传到了千川湖。
不是传讯玉简传的，是周大状传的。
他驾驭着那艘感觉随时都会坠落的巡逻飞艇，从柳沟村飞到泰岳山脉。
把飞艇放在门口，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进去。
文钊坐在办公室里，正在看文件。
听到敲门声，抬起头道：“进来。”
周大壮推门进去，站在文钊面前。
他穿着一身巡捕服，腰间别着铁尺，胸前挂着铜牌。
他的脸晒得很黑，手糙得像树皮，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新长城上的金色光柱。
“院长。”
他敬了一个礼。
“柳沟村，武者巡捕，周大壮，前来汇报。”
文钊看了他一眼，微笑着道：“坐。”
周大壮没有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