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坐着三百多人，有各大战区的代表。
有各宗门的掌门，有各城池的城主，还有几个从乡下来的老农。
老农们坐在最后一排，光着脚，脚底板还沾着泥。
他们听不懂什么叫“军政分离”，什么叫“职能划分”。
但他们听得懂一句话，“以后不用交军粮了。”
一个老农站起来，黑黝黝的脸，手像树皮。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又坐下了。
坐下之后，肩膀一抽一抽的，像是哭了，又像是笑了。
文钊没有看他。
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脸，有白的，有黄的，有黑的，有红的。
每一张脸都不一样，但每一张脸上都写着同一个字——饿。
“第一件事。”
文钊抬起手，光幕上出现一幅地图。
不是军事地图，是民生地图。
但比军事地图更密，更乱，更让人头疼。
那些红的蓝的黑的标记还在，但多了一些东西。
绿的点，黄的点，白的点。
绿的是田，黄的是路，白的是村。
“生产队，以村为单位，十户一队，队队有田。”
“田从哪里来？从山上开，从河里淤，从石头缝里抠。”
“种子从哪里来？从北玄域借，从南天域找，从自己嘴里省。”
文钊的声音忽然重了一些：“省一口，种一粒。”
“种一粒，收一把。”
“收一把，明年就有粮。”
台下有人咽了一口口水，不是馋的，是饿的。
政策是一条一条出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地里刨出来的。
文钊带着人，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块地一块地地看，一条河一条河地量。
走了三年，看了三年，量了三年。
鞋磨破了三十双，裤子磨破了二十条。
第一年，他站在颍川仙朝的一片荒滩上。
荒滩上都是碎石，碎石下面是沙子，沙子下面是盐碱。
别说种地，连草都不长。
“炸。”
不是用火药炸，是用法术炸。
调来土系修士，把地翻了三尺深。
三尺下面是黄土，黄土能种地。
但黄土太硬，得泡。
从千川湖引水，泡了三个月把黄土泡软了。
泡成泥，泥能插秧。
第三年，他站在千川湖边，看着那些从从各地收集来的稻种。
稻种装在一个一个的大缸里，缸口封着红布，红布上写着“丰”字。
把手伸进缸里，抓了一把稻种，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稻种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像千川湖的水，像玄武圣山的松，像机关城厨房里飘出来的饭菜香。
“种。”
生产队，是姜文哲起的名字。
姜文哲说种地跟打仗一样，得有人带头。
队长就是排长，队员就是兵。
一块地就是一个阵地，一季庄稼就是一场战役。
排长带着兵，把阵地守住了，把仗打赢了，就有饭吃。
文钊把姜文哲的话原封不动地传达下去。
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们，听了这话，眼睛都亮了。
他们不懂种地，但他们懂打仗。
他们知道怎么守阵地，怎么挖战壕，怎么在绝境里活下去。
王铁柱，就是那个断了右手的小伙回了村。
村里人都叫他“王拐子”，不是因为他拐。
是因为他右手没了，左手干活总歪着身子，看着像拐。
他不在乎，叫什么都行。
他当了生产队队长。
第一年，他带着村里人开荒。
荒地是石头山脚下的一块坡地，坡很陡，石头很多，草都长不直。
他站在坡顶上，左手叉腰，右手袖管空荡荡的，被风吹得直晃。
“同志们。”
他喊：“这块地，就是我们的阵地。”
“石头是敌人，草是敌人，坡也是敌人。
”
“我们要把敌人消灭，把阵地夺过来。”
村里人看着他，觉得他疯了。
但他不管，第一个冲下去，用左手捡石头。
一块一块地捡，捡到天黑，捡到手出血。
村里人看着他，看着他那条空荡荡的袖子，看着他那双血淋淋的手。
忽然觉得，也许疯的不是他，是自己。
第二天，全村的劳力都下了地。
捡石头，刨草根，平土地。
干了一个月，把那块坡地整成了梯田。
梯田一层一层的，像楼梯，从山脚一直铺到山腰。
站在山顶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