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辰把大解放停在前院门口，拉了手刹，发动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车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他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这一路开回来，精神一直紧绷着，到家了才感觉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他...尹珍把那份材料副本轻轻折好，塞进公文包夹层里，指尖在牛皮纸袋边缘摩挲了两下，才慢悠悠转身走出工商所大门。阳光刺眼，他抬手遮了遮眉骨，目光却没往别处落，只盯着张景辰刚拐过街角的背影——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后摆被风掀起来一角，露出底下半截灰布裤腰，走路时肩线绷得利落，像一根拉满又未松弦的弓。他没追上去，也没叫住，只是站在原地，从兜里摸出半包皱巴巴的“大前门”，抖出一支叼在唇间，火柴“嚓”一声划亮，青烟腾起时，他眯起眼，把烟吸得极深，喉结上下一滚，再缓缓吐出——那口烟雾散得慢，仿佛裹着什么沉甸甸的念头，迟迟不愿落地。“服装零售和批发……”他低声念了一遍，烟头在指间明明灭灭，“倒真会挑时候。”他记得去年冬至，县百货大楼仓库清仓甩卖，一车一车积压的的确良衬衫、灯芯绒裤堆成小山，连搬运工都嫌扎手。那时谁信这玩意儿能卖出去？可张景辰偏偏就蹲在库房门口，一捆一捆翻检布料纹路，用铅笔在本子上记下缩水率、色牢度、缝线密度，连扣子是铜是胶都掐着秒表测过弹力。尹珍当时站在二楼窗边往下看，只当是个愣头青瞎折腾，还跟同事打赌：“他要是能把这批货清完，我请全组喝三天汽水。”结果呢？张景辰没清货，他转头就把整批布料按款型拆解、改裁、加绣——领口绣朵小雏菊，袖口缀三粒仿贝壳扣，裤脚暗藏松紧褶。半个月后，五辆二八自行车驮着三十个帆布包，碾过雪地冰碴，闯进邻县六个供销社。回来那天，他数钱的手指冻得发紫，却把第一叠十元钞票仔细抚平，塞进母亲枕头底下。尹珍把烟屁股摁灭在墙根青砖缝里，弯腰捡起一枚被踩扁的烟盒，展开，用指甲在背面写下两个字：**布源**。字迹锋利，力透纸背。他没回单位，而是径直去了城西老棉纺厂。厂门口铁门锈蚀大半，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红漆斑驳脱落，风一吹就簌簌掉渣。守门的老头认得他，晃着搪瓷缸子问：“谢科长又来查账？”“不查账。”尹珍笑着递过去半包烟，“打听个人。八三年调走的老技术员，姓陈，叫陈国栋，人称‘陈师傅’。”老头眼皮一掀：“哦，陈瘸子啊！早不在这干了，听说回乡下带孙子去了。”“有地址么？”“有倒是有……”老头咂摸着烟味，慢吞吞从抽屉里摸出一张泛黄的信封，上面墨迹洇开，“前年他闺女寄来的，说在桃树沟，但没写门牌号，就画了个歪歪扭扭的柿子树。”尹珍接过信封，指尖拂过那枚手绘的柿子——枝干虬劲，果子饱满，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柿红时，家暖。”他忽然想起张景辰昨天递材料时，袖口蹭到窗口玻璃上，留下一道极淡的靛青印子。不是染料，是蓝印花布浆洗时特有的植物靛蓝，只有老作坊用土法发酵的蓼蓝才能染出这种沉而不浊的底色。桃树沟离县城四十里，全是盘山土路。尹珍没骑车，搭了趟拉煤的拖拉机。车厢颠簸得人五脏六腑都在晃，他靠着铁栏杆闭目养神，公文包搁在膝头，牛皮纸袋棱角硌着大腿。路过野柿林时，他睁开了眼——满坡野柿红透，像一簇簇凝固的火苗，在秋阳下烧得灼人。村口晒场边，一个穿对襟黑棉袄的老人正用竹筢子翻动稻谷。听见拖拉机声，他拄着拐杖慢慢直起身，左腿明显比右腿短了一截，裤管空荡荡地垂着。“陈师傅？”尹珍跳下车，摘下眼镜擦了擦，声音放得很平。老人眯起眼打量他，目光扫过他胸前别着的钢笔、腕上锃亮的上海牌手表，最后落在他拎着的公文包上，嘴角牵了牵：“谢科长？厂里那个管供销的谢飞？”“您还记得我。”“记得。”陈国栋拄拐走近两步，枯瘦手指捻起一粒稻谷，轻轻一掐，米浆微溢，“你那年冬天来厂里，问我要过三尺‘云霞锦’边角料，说要给妹妹做嫁衣——结果她嫁的不是人，是台缝纫机。”尹珍喉结动了动，没接这话，只从包里取出那张信封，摊开在掌心：“您闺女画的柿子树，我找来了。”陈国栋盯着那枚歪斜的柿子，忽然笑了，皱纹里挤出几道深沟：“她啊，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偏爱画这个。说柿子红了，家里就该热乎了。”他转身，拐杖点地，笃笃笃，引着尹珍往村后走。土路两侧是低矮土坯房，墙皮剥落处露出麦草筋络。快到尽头时，陈国栋停在一座院门前，门楣上钉着块褪色木牌，刻着三个字：**染布坊**。门虚掩着。推开门，一股浓烈却醇厚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不是化学染料刺鼻的酸腐，而是蓼蓝发酵的微腥、苏木煎煮的甜香、明矾沉淀的微涩，混着阳光晒透的棉麻本味。院子里，三口大陶缸并排而立，水面浮着青黛色泡沫；竹竿上晾着刚染好的布匹，蓝得幽深，红得沉静，黄得温润，像把整片山野的日光都吸进了纤维里。“你找我，不是为了问柿子树。”陈国栋倚着门框，声音沙哑，“是想问张景辰的布，从哪来。”尹珍没否认，只问：“您这儿，还能接单么？”老人没答，反手从门后取下一块灰布，展开——上面用靛蓝手绘着一只振翅的鹤，羽翼边缘浸染着淡淡的赭石晕染，仿佛刚从晨雾中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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