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没有风，没有浪，只有舰艏劈开海水时发出的低沉水声。东方天际线处，有一线淡淡的鱼肚白，正在缓慢地扩散。
舍尔站在舰桥里，已经连续站了十二个小时。从昨天下午撤出战场到现在，他一分钟都没睡过。眼睛涩得像撒了沙子，腿有点发软，但他不想坐下。他要亲眼看着那艘舰进港。
“将军，”航海长布伦克中校走过来，指着前方，“左舷十五度，发现灯光。”
舍尔举起望远镜。
镜头里，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几点灯光。不是舰船的那种航行灯，是固定的、陆地上的灯光。灯光连成一片，勾勒出一座港口的大致轮廓——码头、仓库、还有那些高高耸立的龙门吊。
迪拜港。
“距离？”他问。
“约十五海里。以现在的航速，四十分钟后可以到达外港。”
舍尔点了点头。
四十分钟。
他放下望远镜，转身看着舰桥里的军官们。每个人都满脸疲惫，眼窝深陷，胡茬乱糟糟地冒出来。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光——那种劫后余生、终于看到希望的光。
“传令各舰，”他说，“入港后保持队形，等候兰芳方面的安排。任何人不得擅自离舰，不得做出任何挑衅行为。”
他顿了顿，补充道：“我们现在是客人。”
命令下达。
二十分钟后，东方天际线处的鱼肚白变成了金红色。太阳正在升起，把波斯湾的海面染成一片绚烂的暖色。
迪拜港的轮廓越来越清晰。
舍尔从望远镜里看见，码头上已经有人在等着了。不是很多人，但那些人的站位和姿态——笔直的站姿，整齐的队列——显示出他们是军人。
码头上，一面旗帜正在晨风中飘扬。
红底，金龙。
兰芳海军旗。
上午七时整，俾斯麦号缓缓靠上三号码头。
缆绳抛下，钢缆滑过缆桩，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跳板搭上码头，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舍尔整了整军装。那件洗得发白的将官服已经穿了一个多月，袖口有点磨损，领口有点发黄，但他没有别的衣服了。他戴上军帽，确认帽徽端正，然后走下跳板。
码头上，一个穿着深灰色便装的中年人站在那里，身后跟着几名军官。
陈峰。
舍尔见过他的照片，但亲眼见到还是第一次。中等身材，面容清瘦，眼睛很亮——那种看人时仿佛能看透一切的亮。
舍尔走到他面前，立正，敬礼。
“陈大统领，”他说，“德意志帝国海军第一打击舰队司令，弗朗茨·冯·舍尔中将。感谢您允许我们入港。”
陈峰还礼，然后伸出手。
“舍尔将军，”他说，德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欢迎来到迪拜。”
舍尔握住那只手。
“大统领，”他说，“按照国际法，交战国战舰在中立国港口只能停留二十四小时。我们……”
“二十四小时。”陈峰打断他，“我知道。”
他笑了笑。那种笑，舍尔后来回忆起来，是一种“我有办法”的笑。
“但国际法没有规定，维修需要多长时间。”陈峰说，“俾斯麦号有四发战伤，提尔皮茨号有三发。根据我的工程师初步判断，至少需要……七天。”
他顿了顿：“七天之内，你们可以留在迪拜。以‘紧急维修’的名义。”
舍尔沉默了一秒。
“大统领，”他说，“这会给你带来麻烦。英国人会发现。他们会抗议，会施压，会——”
“我知道。”陈峰再次打断他。
他看着舍尔，看着那张疲惫但倔强的脸。
“舍尔将军，”他说，“你们在阿拉伯海击沉了皇家橡树号和决心号，重创了君权号。你们让英国人知道，他们的后花园里来了老虎。这就够了。”
他转身，指着码头上那些正在准备的工程设备：
“现在，轮到兰芳来帮这只老虎养伤了。”
七时三十分，兰芳的工程师们登上了俾斯麦号。
领队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姓唐，据说是迪拜造船厂的总工程师。他带着三十个人，背着工具包，手里拿着图纸，一上舰就开始四处查看。
舍尔陪着他，从前主炮走到后甲板，从舰桥走到轮机舱。
唐工程师看得很仔细。每到一处战伤，他就停下来，用手敲敲钢板，用电筒照照破口，然后在本子上记几笔。
“将军，”他终于开口，德语不太流利，但意思很清楚，“俾斯麦号的损伤比我们预想的轻。英国人的炮打得挺准，但你们的装甲够厚。”
他指着右舷水线附近那个破口：“这个最麻烦。进水口直径约半米，周围钢板变形。需要切割掉变形部分，然后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