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手底下没写出来的说明书，赎买他们愿意把孩子送到厂子弟校、把户口落在厂区家属院的那份心。要是这点钱都舍不得，等新设备来了，谁教新工人看懂孙工改过的图纸？谁记得老式封口机最后三秒的压力拐点？”饭馆里炒菜的镬气扑进来，混着酱鸭的咸香。赵光远望着窗外那排灰漆平房，忽然觉得那几个红字烫得晃眼。这时，黄主任从门外探进头来，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电报单：“厂长！周副厂长！刚收到津门港务局的加急电——咱们第一批出口试单，五吨水果奶昔，今天下午四点装船！货代说，船名‘海燕号’，目的地是东京品川港！”周博才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长音。他一把抓过电报，手指顺着铅印字迹往下疾扫，扫到“品川港”三个字时，呼吸明显一顿。常志兴也霍然抬头：“出口？没办妥日本厚生省的食品进口许可？”“办妥了！”周博才声音发紧，却带着一种近乎灼热的亮光，“上个月，吴浩宇亲自飞了一趟东京，带着样品和全套检测报告，蹲在厚生省外头等了三天，见了七个处长，最后是食品安全部一个姓佐藤的课长松了口——他说，我们的菌落总数比日本标准低两个数量级，可以特例先行备案，边销售边补材料。”赵光远心头一震。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厚生省那道门，多少国内食品厂砸了上百万公关费都敲不开，周博才靠着一个刚满二十二岁的合伙人，硬生生用检测数据叩开了缝隙。“那……第一批货，卖多少钱？”赵光远问。周博才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离岸价，每箱比咱们内销贵三块七毛二。但合同里写了，三个月后，如果复购量超五十吨，价格再涨一成五。”黄主任在一旁补充：“而且，佐藤课长让咱们把厂名、地址、法人代表照片，印在每一箱外包装右下角——他说，这是‘值得信赖的中国工厂’的标识。”赵光远慢慢坐直身体。他忽然明白秦守业临走前那句“多听听他的意见”有多重。这不是谦让，是托付。托付一个能把可乐鸡翅变成广告词、能把破产设备厂变成技改摇篮、能把津门口岸的冷柜温度曲线，精确换算成东京超市货架上一瓶奶昔溢价权的年轻人。饭桌上一时静默。只有隔壁灶台传来铁锅爆炒的“噼啪”声，油星子溅在墙壁上，留下星星点点的焦痕。周博才重新坐下，拿起筷子，却没夹菜，而是蘸了点酱汁，在油腻的桌面画了个简易流程图：左边是“津门港”，右边是“东京品川港”，中间一条虚线，线上标着“48小时冷链”。“赵厂长，”他抬眼，目光灼灼，“您来之前，我在厂务会上提了个新方案——成立‘国际事业部’，专门盯出口。编制暂时挂靠销售科，但独立核算。第一任部长，我想请您兼任。”赵光远一愣：“我？”“对。”周博才点头，“您懂财税，懂政策，更关键的是……”他顿了顿，笑意渐深，“您认识国家经委的人。咱们第一批货进日本海关，通关文件里要加盖‘中国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的钢印——这个章，财政局盖不了，但您认识经委的同志，他们能协调商检总局。这事儿，比我会算账重要得多。”赵光远没说话。他盯着桌面上那幅酱汁画的流程图，看着“津门港”三个字边缘晕开的褐色痕迹，像一小片正在洇染的版图。常志兴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光远同志，你来绿源，不是来当厂长的。”赵光远转头。“你是来当‘桥’的。”常志兴说，“一座把厂里这两千多人，渡到新岸上去的桥。周博才负责造桥墩，打地基，铺桥面——可最后，得有人站在桥头，替所有人看看风向、测测水流、把住缆绳。这活儿，他干不了，我也干不了。只有你，能干。”窗外，厂区高音喇叭正播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声洪亮，穿透冬日清冽的空气。远处，新建的彩钢板厂房顶上，几只麻雀扑棱棱飞起，翅膀掠过湛蓝的天幕。赵光远缓缓伸出手，不是去拿筷子，而是用指腹，轻轻抹平了桌面上那幅酱汁流程图的虚线。褐色的痕迹淡了，但“津门港”和“品川港”的字样依旧清晰。他抬起头，看向周博才：“国际事业部，什么时候挂牌？”“明天上午九点。”周博才答得极快，仿佛早等这一刻，“我让黄主任连夜做了铜牌，厂徽底下，加一行小字——‘绿源国际，始于1987’。”“1987？”赵光远微愕。“对。”周博才笑，“咱们厂建厂是1958年，但真正活过来，是今年春天。所以，国际事业部的第一天，就从春天开始算。”赵光远没再说话。他默默端起可乐瓶，冰凉的玻璃贴着掌心，那股熟悉的、带着微妙回甘的清爽感，又一次顺喉而下，直抵肺腑。这一次，他尝到的不只是气泡的刺激，还有某种沉甸甸的、金属般的质地——像新锻的钢锭，滚烫，粗粝，尚未冷却，却已显出不容置疑的轮廓。他举起瓶子，对着窗外斜射进来的冬日阳光。光线穿过琥珀色的液体，在瓶底折射出细碎跳跃的金芒，仿佛无数微小的、正在启程的航船。“碰一个。”赵光远说。周博才立刻举瓶相迎，瓶身相撞，发出清越一声“叮”。常志兴和黄主任也举起杯子，四只玻璃器皿在午后的光线下交叠出细密的光影。就在这清脆一响之后，厂子东头那排灰漆平房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穿着沾满机油工装的老师傅走出来，手里拎着个搪瓷缸子，缸沿磕掉了一小块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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