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舱里没有铺位，只有一堆麻袋，硬邦邦的，垫着包袱皮，硌得骨头疼。
舱壁外面就是水，哗啦哗啦响，像是有人拿砂纸在磨铁皮。
头顶的甲板缝里漏进来一点光，灰蒙蒙的，分不清是月光还是灯光。
阿贝翻了个身，把包袱塞在脑袋底下当枕头。
鼻子底下全是柴油味、鱼腥味、还有不知道哪一年的霉味，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
她闭着眼数数。
数到三百多的时候，听见上面有人咳嗽，吐痰，然后脚步声走远了。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汽笛响了。
一声长，两声短。
船停了。
阿贝猛地坐起来。
天亮了。
货舱口被人掀开，光照进来，刺眼。一个黑脸船工探头往下看：“丫头，到了，起来卸货。”
到了？
阿贝抓起包袱，爬出货舱。
甲板上全是人。船工们在解缆绳、搬跳板，忙得脚不沾地。船长站在驾驶舱外面抽烟，看见阿贝，指了指码头：“下去吧，卸完货结工钱。”
阿贝顺着跳板走上码头。
脚踩到实地的瞬间，腿有点软。不是怕，是在船上晃久了，地都不会走了。
她站稳了，抬起头。
然后她愣住了。
这就是沪上？
码头很大，大得她一眼看不到头。水泥地面，比镇上的石板路平多了，干净得连垃圾都堆在固定的地方。泊位一个挨一个，停着大大小小的船，有货轮，有客轮，还有她从来没见过的铁壳大船，船身上的油漆在阳光下反光，亮得晃眼。
码头上人来人往。
扛包的、推车的、吆喝的、拉客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像一锅煮开的粥。有人穿长衫，有人穿西装，有人光着膀子一身汗，有人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从跳板上下来，风把裙摆吹起来，旁边的男人盯着看。
空气里的味道也变了。
不再是河水的腥味和柴油味，而是煤烟、香水、油条、皮革、马粪混在一起的味道，冲鼻子，但新鲜。
阿贝站在跳板边上，看了好一会儿。
一个扛着大包的汉子从她身边挤过去，肩膀撞了她一下，差点把她撞倒。
“让让！别挡道！”
阿贝往旁边让了两步。
她看着那些扛包的工人，每个人都瘦，但都很有劲，肩膀上压着上百斤的货，步子还是快的，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露出骨头的形状。
码头尽头是一条马路，路上跑着汽车。
不是那种偶尔在镇上见过的小轿车，而是成串的，一辆接一辆，喇叭声此起彼伏。还有电车，头顶上拖着两根辫子，开过去的时候嗡嗡响，轨道在路面上反着光。
阿贝攥紧了包袱。
她从没想过一个城市能大成这样。
在镇上的时候，她觉得码头就是最大的地方了。现在站在这儿，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蚂蚁，掉进了面缸里，白茫茫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
“卸货了！”船长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阿贝回过神，转身回去卸货。
她力气不算小，但船上的麻袋比她在货运站扛的那个还重，一袋少说七八十斤。她弯腰，抓住麻袋角，甩到肩上，腰板挺直了，一步一步走下跳板，走到码头上的货堆边放下。
第一趟还行。
第二趟腿开始抖。
第三趟肩膀火辣辣地疼，像是有人拿刀在刮骨头。
但她没停。
船工们看着，有人撇嘴，有人点头。那个黑脸汉子把一袋货扛上肩，路过她身边时说了一句：“撑不住就歇歇。”
阿贝没吭声，扛起了第四袋。
等她扛完第十二袋的时候，船长喊停了。
“行了，丫头，够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块大洋，递过来，“这是你的工钱。”
阿贝接过去，攥在手心里。
大洋是银白色的，沉甸甸的，上面有袁大头的头像，摸上去凹凸不平。
她从来没见过两块大洋放在一起的样子。
在镇上，一个铜板能买两个馒头，一块大洋能换一百多个铜板。两块大洋，够养父买一个月的药。
她把大洋贴身放好，和玉佩放在一起。
“谢谢船长。”
船长摆了摆手，转身走了。
阿贝站在码头上，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她四处看了看，找了个看上去不那么忙的搬运工，问：“大叔，请问这附近哪儿有便宜的房子租？”
搬运工上下打量她一眼，目光在她补丁衣服上停了一下，指了指码头外面：“出了码头往右拐，走两条街，有个叫‘棚户区’的地方，那边便宜。一间破屋子一个月两角钱，就是脏，住的人杂。”
“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