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工赵建国捏着那张油印通知单，指节攥得发白。通知单边缘被车床机油浸得发暗，上面的黑字像烙铁，烫得他眼前发花。
他是1958年大跃进时从蜀地农村招进城里的，做了五年工人，刚把老娘、媳妇桂兰和一双儿女接来享了两年清福，铁饭碗，就这么碎了。
车间里静得吓人。几十台车床停了转，工友们都低着头，没人说话。
有人把扳手狠狠砸在铁案上，哐当一声，又蔫了下去——都是农村来的，谁也躲不过。
赵建国摸了摸手边磨得发亮的车床，这台机器陪他熬过无数夜班，车出的零件堆成山，如今，他连再摸一次的资格都没了。
深一脚浅一脚走回职工家属院，不过百米的路，他走了半个钟头。家属院是一排排低矮简陋的平房，这个这个遮风避雨的家，此刻却成了留不住的家。
推开木门，桂兰正坐在炕沿缝补孩子的旧棉袄，六岁的儿子小铁、四岁的女儿丫丫趴在地上玩石子，老娘拄着拐杖，正往煤炉里添煤块。
“厂里……下通知了。”赵建国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他把通知单沉重的放在桌子上。
屋里的空气瞬间冻住。
桂兰手里的针扎进手指，渗出血珠，她却浑然不觉，只是盯着那张纸，眼泪先掉了下来：“真要走？回乡下？咱们这城里的日子，刚过安稳啊……”
老娘叹了口气，拐杖狠狠戳了戳地面，没说话。她一辈子在农村熬，好不容易跟着儿子进了城，吃上了定量粮，不用再啃野菜窝头，如今却要在大灾年回乡。她这把老骨头，不知道还能不能扛住。
小铁和丫丫停下玩闹，看着大人的脸，怯生生地凑过来：“爹，娘，咱们要去哪？”
没人答。
在县城钢铁厂做临时工的大儿子，赵建军在回来后，对此也不能接受。他本来以为自己以后就是城里人了，再也不用饿死了。在这之前，他十分相信一句话：厂在人在，国家养一辈子。
可从年前开始，他所在的这个因为大炼钢而建立起来的钢铁厂都要被取消，连那些正式工都没能留在城里，更不能说他这个临时工了。
“爹，要不我们去南华吧！”
家里前段时间，收到从农村移民南华的大伯书信，信纸上印着陌生的蓝底金星旗，字是简体汉字，虽然有些不同，但大概能看得懂。
“大伯不是说了吗？活不下去，就去南华，只要肯出力，就能吃饱穿暖。大伯还说可以担保我们一家申请公民身份，留在城市。”
“南华？那是资本主义国家！”赵建国看着桌上的书信，眉头紧皱。他这辈子受的教育，资本主义是剥削、是压迫、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和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两个世界。
可他们不去南华，只能回乡。他不甘心！
李桂兰抹着眼泪说：“孩子他爹，咱不能让孩子们跟着咱们回乡，乡里很多人都活不下去，都去逃荒、移民了！不能回去！”
大儿子赵建军站在旁边，没说话。他只在大伯的书信里见过南华，知道那是个华人居多的国家，说汉语，写汉字。他经常忍不住地想：都是华人，说话能听懂，日子再难，能难到哪去？
钢铁厂的大门，用粗铁丝拧死了。东方红钢铁厂七个红漆字，被北风刮得斑驳。
赵建国每天还是习惯性地往厂里走，走到门口，才想起自己已经不是工人了。
他蹲在路边，抽着最便宜的旱烟，看着曾经热火朝天的车间，眼神空落落的。
“爸，回家吧。”大儿子赵建军喊道。
赵建国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建军，爸这辈子没偷没懒，凭手艺吃饭，怎么就……没饭吃了？”
赵建军他答不上来。
自从跟随父亲进城那刻起，听着身边的话语，赵建军也以为他未来的人生就是进厂、临时工、转正、工作、退休，和其他工人一模一样。
可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
往日热闹的家属院，如今死气沉沉，人人脸上都带着愁容。有人回乡了，有人移民了。
大伯的信，给了赵建国一家另一个选择。
信里说，南华地方大，天气热，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现在城里的工作特别好找，洗碗、搬货、工地、工厂，只要肯吃苦，一天挣的钱，抵国内一个月。信里还说，南华全是华人，讲汉语，写汉字，不用怕语言不通。
赵建军整夜不睡，对着煤油灯看那封信。他是工人，是党员，对“出国”、“资本主义”有着本能的抵触。
可看着政府催得紧，要么移民，要么回乡务农。他看着身边已经昏昏欲睡的孩子们，不想自己的孩子一辈子都是农民，面朝黄土，他最终把烟袋锅一磕：“去！为了孩子，去！”
办手续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煎熬。单位证明、户籍注销、出境许可、护照、签证……每一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