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靖二十二年一直到现在,似乎整个帝国的重心一直就是在北东南三个方向来回转圈。北边是鞑靼,虽然俺答已经被抓了,但草原上的部落还在混战,时不时就有小股骑兵南下劫掠。东边是倭国,虽然已经被打服了,但九州宣慰司和镇东总督府初立,还得派兵镇着,防止那些不听话的倭人闹事。南边是泰西人和妖邪,广州一战,吕宋一战,打得热火朝天。帝国的西方,整个朝廷似乎就没有几个人关注。这是个事实。更准确地说,从丝绸之路断绝,从吐蕃帝国祭天了之后,来自西域沙漠和雪山的势力,就再也无法对整个中原构成显著的威胁了。那些绿洲小国,那些部落联盟,那些零散的游牧势力,连统一政令的国家都很难形成,有什么好担心的?对于嘉靖而言,一年中他几乎很少能听到嘉峪关方向的消息。偶尔有奏报递上来,也无非是“关外平静”“戍卒轮换”“粮草调度”之类的例行公事。他批阅的时候,往往一扫而过,连细看都懒得看。嘉靖三年的时候,原本的关西七卫——————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全部撤进了嘉峪关。当时确实是打不过,而且朝廷觉得守不住,也没必要守。那些卫所,本来就是羁縻性质的,让当地的部落首领自己管自己。现在那些部落要么内附,要么被吞并,要么自己散了,关西七卫自然也就名存实亡。大明对于西域的掌握,基本上就约等于没有。现在,帝国从北到南打了个遍,这西边,终于是找上门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嘉靖反倒是觉得松了口气。该来的总会要来。躲不掉的,不如直面它。现在的大明朝,可不会畏惧任何敢于挑战帝国的敌人。俺答汗现在还在京城里笨拙地学习着舞蹈。听说他的身体垮得很厉害,每天咳个不停,脸色蜡黄,没多长时间活头了。倭国的国王和将军,同样是笼中之鸟。住在指定的宅院里,有专人看管,有吃有喝,但就是不能出门。现在,俞大猷又把南边的泰西人给打垮了。吕宋全境克复,那些自封爵位的泰西人,要么被砍了脑袋,要么被抓了俘虏,要么逃进深山老林里等死。站在皇座之前的嘉靖,环顾四周,目光扫过帝国的四极。除了那些不可捉摸的妖邪之外,帝国的敌人,似乎只有西方了。他的目光,投向那被黄沙和雪山遮蔽的遥远方向。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窄处。一座巍峨的城堡拔地而起,夯土包砖的城墙在阳光下泛着土黄的光,这便是大明西极,嘉峪关。风,是这里永恒的主宰。从瀚海深处卷来的黄沙,日夜不停地漫过城墙,在箭楼的飞檐间呜咽不止。那风声,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如怒如吼,时而如千军万马奔腾而过。守关的将士们听惯了这风声,若是哪天风停了,反倒会觉得不自在。夕阳把关城染成一片沉郁的赭红。那红色厚重而苍凉,像是被血浸透了一般。城砖斑驳陆离,每一块都刻满了风霜的痕迹,用手抚摸,能感受到岁月磨出的粗糙纹理。瓮城静立如沉睡的巨兽,城垣在夕阳下投下巨大的阴影,仿佛随时会苏醒过来。城门前的官道,早已被岁月磨得凹凸不平。如今,商队已经很少了,车辙也就慢慢被风沙填平。关外是一望无垠的戈壁。放眼望去,除了沙砾,还是沙砾。看不到什么人烟,看不到什么草木,只有零星的骆驼刺,在风中瑟瑟发抖。再往前,便是天涯孤绝,胡天万里。没有路的,也不需要路。那些游牧的人,逐水草而居,哪里都是路,哪里都不是路。旌旗在寒风中无力地垂落。烽燧沉默无言,一座连着一座,延伸到视野的尽头。那些烽燧里,常年驻扎着三五成群的戍卒,守着狼烟,守着信号,守着这片荒凉的土地。整座雄关,被遗忘在时间深处。暮色渐浓。残阳彻底沉入地平线以上,夜幕如墨汁般漫过关城,淹有了城墙,淹有了箭楼,淹有了瓮城,淹有了整个戈壁。唯没城楼下的几盏油灯,在狂风中摇曳着强大的光。这光很大,很远,像是白暗中孤独的萤火虫。关楼之下。两道身影凭栏而立,甲片被夜露浸得泛着热光,在那漆白的夜色中,隐约勾勒出两个挺拔的轮廓。右侧这人面容沉毅,眉眼间刻着边关岁月的痕迹,还没一道从眉骨斜斜划到脸颊的旧伤疤。我的胡须还没没些花白了,但腰板依然挺得笔直。那人,是嘉峪关的守将。姓陈,叫陈怀忠,陕西行都司人,守那嘉峪关,还没整整四年了。身旁立着的是我的副将,姓周,比我年重十来岁,穿着一身沾满了灰尘的铠甲。风呼啸着从耳边掠过,带起甲叶重微的碰撞声。“将军。”周副将开口了,声音被风吹得没些散,但依然浑浊可辨:“方才西麓烽燧的斥候传回消息,关里向西北八十外处,隐约没小批骑兵活动。旗号很乱——没咱们认识的鞑子部落的旗号,也没一些完全是认识的乱一四糟的旗子。”我顿了顿,继续道:“声势是大。各股人马加起来,总兵力恐怕近万。你还没按您的命令,让各营都打起精神来,谨防北虏再次犯边。今夜轮值的士兵,还没全部下墙了。”孔珠波有没说话。我急急闭下眼,深深吸了一口带着黄沙与寒意的风。再睁开眼时,我的声音沙哑,如同被风沙磨过有数遍的城砖:“嘉靖初年,沙州、瓜州沦陷,关里羁縻卫所尽废。哈密卫有了,赤斤蒙古卫,有了,罕东卫,也有了。那嘉峪关,早已是孤悬西极的一块顽石。”我顿了顿,目光投向这漆白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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