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虚空敬了敬。杯壁凝着水珠，缓缓滑下，像一道迟来的泪。就在这时，门铃响了。不是电子音，是老式机械门铃，叮咚、叮咚，缓慢而执拗，每一声都像叩在肋骨上。我盯着猫眼。门外站着个穿深蓝制服的女人，胸前工牌反着光，看不清字。她左手拎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几颗青翠欲滴的枇杷，果皮上还沾着细小水珠，新鲜得仿佛刚从枝头摘下。我拉开门。夜风灌进来，带着初夏特有的微潮气息。她把袋子递过来，微笑时眼角有细纹：“陈先生，您母亲托我送来的。她说，今年枇杷甜，要趁鲜吃。”我接过袋子，指尖触到枇杷冰凉的表皮。她没走，反而微微侧身，让我看清她左耳垂——那里，一颗褐色小痣安静伏着，痣下皮肤平滑，毫无疤痕。“您叔叔，”她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夜，“今早打了通国际长途。说让您别找‘新月’了。‘它已经升起来了，在不该亮的地方。’”我握着枇杷袋，没说话。她点点头，转身走进楼道阴影里，高跟鞋敲击水泥地的声音渐行渐远，最后消失。我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枇杷在袋子里轻轻滚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一群细小的、不知疲倦的虫，在啃食着什么。我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新建一页，敲下第一行字：“1960年6月16日，杜勒斯机场，B-7休息室。真东西没上飞机。它留在了地面，留在了清洁工的推车里，留在了我表哥的伤疤上，留在我母亲寄来的枇杷皮上，留在——”我停住，删掉最后几个字。光标在屏幕上闪烁，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窗外，远处传来一声悠长汽笛，由近及远，最终消融在浓稠的夜色里。我伸手，轻轻按了按右肩。那里不再疼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沉甸甸的暖意，仿佛有团火，在骨头深处，静静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