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

    赵德明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他低下头，肩膀塌下去，整个人缩在椅子里，像一团被揉皱的纸。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

    孙逸把手里的烟放下，站了起来。

    他说话不像刘平那样急，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赵主任，我不是要追究你一个人。

    王建国同志死了，这是事实。他为什么死？是因为他觉得没有活路了。

    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在农村干了三年，起早贪黑，吃苦受累，就想上个大学，学点本事，将来有口饭吃。

    可他的名额被别人顶了，他去找你们反映，没人理他。

    他写信，写了没人看。他走投无路，就死了。”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只有红旗公社有？

    在座的各位，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工农兵名额的推荐，是不是公平？有没有人打招呼？

    有没有人递条子？有没有人用名额送人情、做交易？”

    没有人回答。

    有人低下头，有人看着桌面，有人把手里的笔记本翻来翻去。

    角落里，有个公社主任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来，茶洒了一桌子，他也没注意。

    刘平重新坐下，声音缓和了一些，但还是沉得很：“昨天我和孙县长去了红星大队。

    也了解了情况，王建国他爹瘫痪在床好几年了，他娘眼睛看不见，家里就靠他。

    他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他拿起桌上那几张纸，又放下，“他留下的那封信，我看了。

    字写得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他写了他这三年的事，写了想上大学的想法，写了被刷下来的经过。

    最后他写，他走了，对不起爹娘，但他实在没办法了。”

    会议室里有人的眼眶红了。

    坐在角落里的妇联主任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赵德明低着头，肩膀在抖。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