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在御座上坐着，尹生侍立在一旁。两人位置一低一高。朱厚照仰头去看尹生，尹生则微微低头向朱厚照的方向一凑，随后也不回答，暗示性的点点头。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朱厚照心...裴元搁下茶盏，指尖在青瓷边缘缓缓摩挲，釉面微凉，映着窗外斜透进来的日光，像一汪将凝未凝的琥珀。他没去追焦芳的背影，也没看那被抛起又稳稳落回掌心的粗陶杯——那是他早年在临清码头蹲点时惯用的粗货，不值钱，却压手，也压心。焦芳走得太急，袖口扫过门边紫檀木雕花，带起一阵风，掀动案上摊开的《山东布政使司盐引勘合录》一角。裴元抬眼，目光落在“莱芜铁冶厂”四字上，墨迹未干，是今晨刚由济南快马递来的密报所补。他伸手将纸页抚平，指腹划过“铁课银八千两，折宝钞三万贯”一行小字，唇角微不可察地牵了一下。不是笑，是确认。三万贯宝钞，按市价兑银不过六百两出头。可若这三万贯真能换回三万贯的铁器、犁铧、兵刃，再经由山东各州县仓廪调度发往大同、宣府前线，那它就不是纸，是钢，是血，是刀锋抵住蒙古骑兵咽喉时那一声闷响。焦芳以为自己在谈豆子，在压价，在算运费差额。他错了。他只看见粮道，没看见铁道；只看见钱，没看见链。裴元起身，推开西窗。院中老槐枝叶浓密，蝉声嘶鸣如沸。远处传来几声骡马嘶叫，夹杂着运料车轮碾过青砖的沉闷“咯吱”声——那是他昨日吩咐调入京师西直门外五里铺仓库的第三批桐油与麻绳。每车桐油五十坛，每坛三十斤，坛外漆封朱砂记号；麻绳则分三等：粗如儿臂者供绞索，细若拇指者缠弓弦，最细者捻成丝线，专用于缝制牛皮甲胄内衬。这些都不是账册上冷冰冰的“杂项”，是人命。他转身踱至东墙，那里悬着一幅半旧不新的《大明九边图》，绢本设色，边角已泛黄卷曲。裴元取下墙上铜钩，将图幅缓缓下拉，直至露出下方另一幅画——非绢非纸，而是厚实棉布裱糊于松木板上，墨线勾勒粗犷，山川走向以赭石打底，关隘标注全用朱砂小楷，最醒目的，是自济南府向北延伸出的七条红绸带，如动脉般贯穿德州、沧州、河间、保定，最终汇入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三处咽喉。那是他亲手绘的“宝钞流通脉络图”。每一条红绸带旁，都密密麻麻注着小字：某县钱庄存银几何？某乡富户囤粮几石？某卫所军户缺布几匹？某驿传站缺胶几斤？连哪条官道因雨塌陷、哪段运河因淤浅需疏浚，都标得清清楚楚。这不是舆图，是账本，是战场布防图，更是他心中那盘棋的活眼。焦芳看不懂。因为焦芳眼里只有“利”，而裴元眼里，是“流”。宝钞若不能流，便是废纸；若只在官仓与库吏之间空转，便是死水；唯有让它真正淌进灶膛、缠上犁把、浸透箭囊、裹住伤腿，它才活。所以山东敢收宝钞，不是因为穷疯了，而是因为——活路断了。去岁冬，鞑子破杀虎口，劫掠大同左卫，烧毁屯田三十七顷，冻毙耕牛四百余头。今年春，山西巡抚李钺奏称“边军衣不蔽体，十营仅存三营堪战”。朝廷拨银三万两，不足买三千套冬衣；发粮五万石，沿途损耗逾三成，到军中时霉变者过半。兵部尚书刘宇咬牙切齿道：“与其发霉粮，不如发纸！至少纸能糊窗挡风！”这话传到济南，山东布政使陈凤梧一夜白头。第二日，他召齐登莱青三府知府、济宁临清二州知州、莱芜铁冶提举、东昌府织染局大使，在布政使司后衙密议三日。没人提“宝钞”二字，但人人桌上都摆着一份《备边物资急需名录》，名录末尾，朱砂圈出“棉布、生铁、桐油、麻绳、牛皮、熟胶”六项，旁边批注只有一行：“限期六月二十前，集齐十万件。”六月二十，正是夏税初征入库之期。裴元没参加那场会。他在临清漕仓，盯着第七艘南下漕船卸空最后一袋沙土压舱物，然后亲自爬上船舷，用手指蘸水，在斑驳的榆木船帮上写下两个字：“豆——运”。字迹未干，船老大咧嘴一笑，朝他比了个大拇指。那船，次日便满载山东新收的黄豆，顺流而下，直奔淮安。裴元知道，焦芳猜对了一半——江南豆商确实会来抢。但他猜错了另一半：他们不是来抢豆子的，是来抢“时间”的。五月麦收，六月豆熟，七月南风盛，八月洪泽湖涨水，九月淮河汛期……每一日，都是性命攸关的窗口。河南豆商就算肯让利，也绝不敢在七月前装船——洪泽湖水位一高，船只吃水深寸，便极易触礁沉没。而山东豆，五月已晒干入库，六月初便可启运，整整抢出四十天。四十天，够焦芳在江南放出三波假消息，够他让扬州牙行“无意”泄露“山东豆商愿以市价九折出货”的风声，够他令镇江米铺突然收紧豆油赊销额度，够他暗中唆使苏州织造局以“豆油污损丝线”为由，拒收所有河南产豆油……这些事，裴元没做。他只是静静看着。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杀招，不在江南，而在京城。他踱回书案前，从抽屉底层取出一封火漆封缄的密函。火漆印是枚小小的“照”字——非朱厚照亲笔，而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张永的私印。信是昨夜由宫中净军悄悄塞进他宅邸马厩草料堆里的，没署名，只有三行字：> “西苑鹰坊新得海东青一对，羽色青灰，喙尖微弯，似辽东野种。> 费贤弟若得闲，可携罗教棉布样帛三匹，来观鹰驯。> 鹰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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