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被此前几个绝妙转场征服的观众们驾轻就熟，看着刚刚病床上的女孩，变成了眼前六十多岁的老人。
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就坐在她的身边，拿着笔记本艰难地记录着。
至此，王小帅算是读懂了导演路宽的叙事节奏。
从长江上的血日开始，在这一整个讲述真实“大屠杀历史”的长段剧情中，他先是着重描绘了日军的残忍、暴虐、狡诈、伪装。
再通过各种递进的电影叙事，把鬼子的形象和历史场景钉在观众脑海里的同时，通过这样一个转场，来证明叙事的真实性。
通过张纯如采访的真实幸存者，通过约翰·马吉记录的真实影像资料。
大银幕上夏淑琴老人掀起自己的衣襟，露出的三道一模一样的刀疤，和吉镜头中的老照片如出一辙。
历史，不容否认，不容诋毁。
这是本片最大的叙事和拍摄目的之一。
大银幕上，刘伊妃饰演的张纯如与夏淑琴老人相对而坐。
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掀起藏青色棉布衬衫，露出腰间三道泛白的疤痕。
那疤痕如同干涸的河床，在苍老的皮肤上蜿蜒出1937年的血色记忆。
夏淑琴老人嘶哑着声音讲述：“我家住在中华门的新路口。”
“那天中午，大概有三十多个日苯兵冲到我家来，我父亲求饶不成被枪杀。”
“我母亲姓聂，她还在给怀里一岁的妹妹喂奶，顾不得管我们，躲到了桌子底下。”
“日苯兵把她拖出来，妹妹被活生生地摔死。”
“我母亲被轮健后刺死，外祖父聂佐成、外祖母聂周氏为保护16岁的大姐夏淑芳和14岁的二姐夏淑兰，被日军枪杀。”
“两位姐姐同母亲一样罹难，死前还被插上了木棍。。。”
夏淑琴讲到这里已经有些麻木，断断续续地交待完了一家九口最后的命运。
即便已经在法庭、记者、学者面前无数次重复这段血色回忆，夏淑琴老人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大银幕上的刘伊妃，和大银幕下的刘伊妃，同时泪崩。
电影的戏剧张力和情绪铺垫在这一刻达到极致，哭泣声从不同角落涌上来，像冬夜的潮水漫过沙滩。
整个柏林电影宫内化作一片泪海。
镜头推进，给到张纯如的扮演者刘伊妃特写。
她并未夸张地放声痛哭，而是先有一个细微的吞咽动作，喉头轻轻滚动，仿佛在强忍翻涌的情绪。
当老人讲述妹妹被摔死的瞬间，刘伊妃的左手无意识地攥紧了笔记本边缘，指节发白却保持稳定。
右手则悬在半空，呈现出想要安抚又不敢贸然触碰的克制。
最动人的是声音的处理。
在老人哽咽停顿时，刘伊妃用几乎气声的语调问出“后来呢？”，这三个字的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既推动叙事又饱含共情。
这种表演不靠煽情，而是通过呼吸节奏、微表情和恰如其分的沉默，让观众看到一位学者如何用专业态度承载历史之重。
克制而又细腻。
在场的专业导演、演员，评审会成员们都微微颔首，惊叹于这位年轻的华人女星，在这一段中的演技卓绝。
他们想到了张漫玉。
张纯如和杨夏明、段月萍等人从夏淑琴家离开了。
一连几天，张纯如、杨夏明、段月萍等人走访完了剩余的幸存者，获取了大量一手采访资料、照片、录音。
这些都是她的有力武器。
西苑宾馆的会议室中，几位教授正和张纯如密切配合，整理采访资料和图书馆资料。
因为张纯如听不懂金陵方言，便由本地人杨夏明教授先翻译成英语，她再记录到电脑上。
会议室的吊扇呼哧带喘，吱呀吱呀的牙酸声叫人听得烦躁。
张纯如全神贯注地敲击键盘，突然在一段惨不忍睹的口述中停滞。
她走到窗边，解开一颗衬衫上的纽扣，大口地呼吸着窗外雨后的新鲜空气。
此刻的刘伊妃贡献了她体验生活时的真实感受——
那时的她，和历史上的张纯如一样，都被这些残忍血腥的历史压得快要窒息。
舒缓了一阵，张纯如定了定心神，突然转头对杨夏明等人道：“各位教授，我想等这本书写完，就去读法律，请你们在国内支持我。”
“我将来要代表幸存者们同日苯政府打官司，替他们争取应得的赔偿。”
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生在美国的中国姑娘，不知道她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
这一段，是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女儿自传里的叙述——
华裔女作家想起走访的这些幸存者们家徒四壁、艰难度日的悲惨，不由得神情悲愤：
“这不公平！那些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至今仍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而幸存者们却在贫困和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