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李大善人到来，摩托罗拉手机总裁詹姆斯·诺林，还有爱立信手机部门负责人杨怀博为首的一帮东科系手机阵营负责人，纷纷站了起来。哪怕是詹姆斯·诺林还有杨怀博，面对李大善人，还有任岳峰等恩东科高管，...我坐在窗边，手边那杯茶早凉透了，茶汤泛着一层微黄的油光，像被时间晒干的旧信纸。窗外是九三年深秋的梧桐街，风一吹，枯叶打着旋儿贴着青砖墙根跑，哗啦啦地撞在铁皮垃圾桶上，又弹开。我数过，从早上七点零三分起，巷口那个修自行车的老周已经抬头看了我家二楼窗户三次。他没说话，只是把手里那把生锈的扳手在掌心磕了磕，金属声钝而沉，像一声压低的咳嗽。我知道他在等什么。三天前，我亲手把那份《南江晚报》社会版折成四叠，用牛皮纸裹好，再拿浆糊封了边，骑着二八杠自行车，顶着细雨送到他修车摊的遮雨棚下。报纸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行字：“老周叔，王德发今早出狱，走的是西门监区，穿蓝布工装，左耳缺一块。”没署名，没日期，连个句号都没打。可老周看见纸条时，手背青筋猛地一跳，他捏着纸条角，指腹在“西门监区”四个字上来回摩挲了足足半分钟，才慢慢把它塞进裤兜最深的那个暗袋里。王德发，这个名字在我舌根上滚过多少遍，早已没了滋味，只剩一股铁锈似的腥气。他是我父亲的同乡、战友、后来的合伙人，也是十五年前把我家祖宅三进院强行过户到自己名下的那个人。那年我十二岁，跪在公证处冰凉的大理石台阶上，听见父亲隔着玻璃门朝我喊：“阿砚，别哭，你记住今天，记牢点——人活一世，骨头要硬，心要冷，话却不能多说一句。”第二天，父亲就失踪了。没人报案，没人寻访，连派出所户籍科的老赵见了我都绕着走，只往我手里塞过一个铝皮饭盒，掀开盖子，里头是两块冷透的梅干菜扣肉，肥肉冻成了半透明的胶质，底下压着张烟盒纸，歪斜写着：“你爸没死，但比死难。”我端起凉茶喝了一口，喉头一紧，差点呛出来。这茶是昨天泡的，茶叶沉底，浮着几星褐色碎末，苦得发麻，却偏偏让我清醒得可怕。门锁响了。不是钥匙插进锁孔的转动声，而是门缝里卡着的那截细铁丝被轻轻拨动的“咔哒”轻响——我三个月前亲手装的暗锁，只有我和老周知道怎么开。门开了条缝，先探进来的是半截蓝布袖子，袖口磨得发白，肘部还打了块靛青补丁。接着是一张脸，颧骨高得像两座荒山，眼窝深陷，嘴唇薄而发灰，左耳果然缺了一块，耳垂处结着暗红痂疤，像被谁用钝刀硬生生剜去一小片。王德发没换鞋，直接踩在水泥地上。他脚上的解放鞋鞋帮裂了口，露出里头灰黑的袜子，袜尖破了个洞，露出一根蜷曲的脚趾。他没看我，目光直直钉在窗台上那只空搪瓷缸上——缸底印着褪色的“南江市劳动模范”红字，是我父亲当年领奖时发的。他盯着那几个字，足足有十秒，然后慢慢抬起右手，食指在缸沿缓缓划了一圈，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墨黑油污。“阿砚。”他开口，声音像是砂纸磨过生铁，“你爸那辆永久牌，链子还在你床底下？”我没答话，只是把茶杯放回窗台，杯底与水泥面碰出清脆一声。他笑了。那不是笑，是嘴角肌肉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扯动了一下，牵动耳后一道旧疤，微微抽搐。“你跟你爸一样，骨头硬，嘴比棺材板还严实。”他往前踱了半步，右脚踩住窗台下那块松动的地砖，微微一碾——砖缝里立刻渗出几点湿痕，像血。“可你爸没告诉我，他藏东西，喜欢埋在‘听不见’的地方。”我眼皮没抬：“哦？”“老槐树根底下，第七块砖，往下挖三尺，有个铁皮饼干盒。”他盯着我，“你昨晚挖了没有？”风忽然大了，卷着一片梧桐叶拍在玻璃上，啪地一声脆响。我听见自己心跳声，很慢，一下，又一下，像旧挂钟里生了锈的摆锤。我没有挖。因为我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那棵树，那块砖，那个铁皮盒——全是我父亲教我的。十五年前某个暴雨夜，他把我反锁在厢房里，自己拎着铁锹冲进雨幕。我趴在门缝往外看，只见他挖开树根旁的泥，掏出盒子，打开，又合上，最后竟把盒子埋回原处，还用脚跟重重夯实了土。他浑身湿透回来时，手里攥着半截断掉的铜钥匙，钥匙齿都磨平了，只余一个圆钝的柄。他把钥匙塞进我嘴里，命令我咽下去。我咬着冰凉的铜，喉咙里全是铁腥味，眼泪混着雨水流进嘴角，咸涩得发苦。后来我才懂，他不是藏东西，是在埋一个局。一个等我长大、等王德发出狱、等所有人以为真相就藏在泥土里的局。王德发见我不语，也不恼，反倒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放在窗台上。纸包散开一角，露出半块桂花糕，糖霜凝结成细密的颗粒，在昏光里泛着微亮。“你妈从前最爱吃这个，南街‘福源记’的手艺，现在店拆了，老板蹲了两年，刚放出来。”他顿了顿，“他说，你妈临走前，托他给你留了样东西。”我手指蜷了一下，指甲掐进掌心。他伸手，从油纸包底下抽出一张折叠的纸。不是信纸，是张旧报纸剪下来的边角，泛黄脆硬，上面用蓝黑墨水写着几行字，字迹清瘦凌厉，是我母亲的笔：【阿砚，若见此字，娘已不在。莫寻，莫问，莫信耳闻。你父未负人，亦未负己。铁匣藏于‘能听见’之处，非树下，非墙上，非枕中。唯静室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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