褐色牛皮纸，边角磨得发白，扉页用钢笔写着“1983年度财务原始凭证归档·林秀芬”。“他现在在哪儿？”“刚出巷子，往厂门口去了。”她喘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我手里——是个褪色的蓝布小包，打开，里面是半截粉笔，一枚铜顶针，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我展开，是张五元人民币。背面用铅笔写着：“给小远买书。秀芬。”我捏着那张钱，纸币边缘已被摩挲得柔软卷曲，像一段被反复丈量过的光阴。“谢谢。”我说。她摇摇头，眼睛有点红：“别谢我。该谢你。要不是你昨天去厂里……赵立新今早被叫去市局开会了，听说是查什么‘突击补章’的事。”她顿了顿，声音轻下去，“你刘叔，托人把‘监控室值班员’的岗位，从‘临时用工’改成了‘合同制补充岗’。有编制，有职称序列。”我点点头，把钱仔细叠好，放进衬衫内袋，紧贴胸口。“走吧。”我说，“咱去追他。”我们一路小跑。巷子窄，阳光被两侧屋檐切割成细长的金箔，落在青砖地上，晃得人眼晕。远处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歌声温柔，断断续续，被风揉碎又拼拢。快到厂门口时，我看见了我爸。他没穿工装，换了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扣子一丝不苟系到最上面一颗，背微微佝偻，却努力挺着胸，左手拄着根磨得油亮的榆木拐杖——那是我小时候偷爬树摔断腿，他给我削的。他走得不快，每一步都像在丈量土地，影子被夕阳拉得极长，一直延伸到锈迹斑斑的厂大门铁栏杆上。我放慢脚步，没喊他。林秀芬也停下，默默站在我身边，呼吸很轻。他就那样，一步一步，走向那扇门。门楣上，“江州第一棉纺织厂”的金字早已斑驳脱落，露出底下灰白的水泥底子，可那七个字的轮廓还在，深深嵌在岁月里。他走到门前，并未进门，只是抬起右手，轻轻抚过那冰凉的铁栏杆。动作很慢，像在触摸一件失而复得的瓷器。然后，他从怀里掏出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思想汇报，展开，举到眼前，逐字默念。风吹起他花白的鬓发，有几缕粘在汗湿的额角。我悄悄举起手里的《电脑入门》，书页被风掀动，哗啦作响。他听见了，侧过脸。目光相接。没有言语。他看着我，眼里有疲惫，有欣慰，有千言万语压成的一粒星火。我看着他，看见他眉梢的皱纹，看见他眼角的血丝，看见他指节上尚未痊愈的裂口，也看见他身后，那扇缓缓开启的、吱呀作响的厂门——门内，新装的松下摄像机镜头正对着我们，红色指示灯，安静地、稳定地，闪烁着微光。像一颗，不肯熄灭的心跳。林秀芬忽然从包里拿出一盒火柴，划了一根。火苗腾地窜起，明亮，跳跃，映红了她清瘦的脸颊。她把火凑近那张思想汇报的右下角。纸边蜷曲，焦黑，化为灰烬，随风飘散。我爸没阻止。他只是静静看着，看着那点火光，渐渐吞噬掉所有字迹，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炽热的红点，在晚风里明灭，明灭，然后，悄然熄灭。灰烬落地，无声。他长长吁出一口气，那气息悠长，仿佛卸下了三十年的重量。然后，他转过身，朝我们走来。步子依旧慢，却不再佝偻。夕阳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宽厚，安稳，像一道永不溃散的堤坝。我迎上去，把手里的书和搪瓷缸一起递过去。他没接书，只接过缸，掀开盖子，热气氤氲而出，裹着枸杞的微甜与菊花的清苦。他喝了一口，喉结滚动。“好茶。”他说。我点点头：“下次，我加点陈皮。”他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像春水荡开的涟漪。林秀芬站在旁边，没说话，只是把那盒火柴，轻轻放进了我空着的左手里。火柴盒很轻，盒面印着红双喜，一角微翘，露出里面细白的磷条。我握紧它。盒子里，有火种。而此刻，晚霞正一寸寸烧透西天，把整条棉纺厂路染成温暖的橘红。路旁，几个放学的孩子追逐着，踢着易拉罐，罐子哐啷啷滚过水洼，溅起细碎的金光。我抬头望去，天边云层裂开一道缝隙，一道极亮的光柱直直倾泻而下，不偏不倚，笼罩着我们三人。光里，尘埃飞舞，如金粉。我忽然想起昨夜做的一个梦。梦里，我站在未来某栋玻璃幕墙大厦的顶层，脚下是霓虹流淌的江州城。手机震动，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陈远先生您好，您母亲李素琴女士于今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家中安详离世。遵照其遗愿，未设灵堂，骨灰已撒入长江。”我没有哭。只是静静站在落地窗前，看江水奔流，看朝阳升起，看新一天的光，浩浩荡荡，席卷而来。原来人一生所求，并非抵达多高的地方。而是确保，每一次回望，身后都有光。而此刻，光就在眼前。我牵起我妈的手，又拉住林秀芬的手腕，最后，轻轻握住我爸还握着搪瓷缸的那只手。四只手，叠在一起。手背上，青筋微凸，皮肤松弛，或有薄茧，或有冻疮疤痕，或有少年时留下的划痕，或有中年劳作刻下的沟壑。它们彼此交叠，纹路纵横，却严丝合缝。像一幅，由岁月亲手绘制的地图。地图上，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此刻。只有光。只有我们。我低头，看见自己拇指上沾着一点未洗净的酱瓜汁，绿得新鲜，亮得晃眼。风来了。带着初夏的暖意，带着槐花的甜香，带着远处传来的、模糊不清的邓丽君的歌声：“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我闭上眼。心跳声，清晰可闻。咚。咚。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