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屹这段时间，一直在阿美利加，从送东芯半导体上市，到收购ATI、3dfx两家显卡公司，亲眼见证了纳斯达克的崩盘。东芯半导体上市首日，股价不仅没涨，反而跌了，被华尔街机构跟媒体是各种嫌弃，认为...我坐在窗边，手边那杯茶早凉透了，茶汤泛着一层微黄的油光，像被时间浸透的旧胶片。窗外天色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仿佛随时要塌下来。墙角那只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秒针每挪一下，都像在心口上轻轻刮一刀。电话就搁在腿上，屏幕黑着，可我知道它刚刚亮过——林秀芬打来的，只响了两声就被我按掉了。不是不想接，是不敢接。她声音里那种克制的颤抖我太熟悉了，那是我爸病危通知单递到她手里的第三天，她站在医院走廊尽头，靠着冰凉的瓷砖墙，一边抹眼泪一边给我发短信：“小远，你爸问起你三次了，说想听你讲讲深圳的事。”我没回。不是冷血。是怕一开口，自己先绷不住。我今年二十九，重生回来快一年了。上辈子活到四十七岁，死在一场暴雨夜的高速车祸里，安全带勒断三根肋骨，副驾座上放着刚签完的离婚协议，后座堆着女儿寄来的生日贺卡，邮戳是温哥华，字迹清秀，落款写着“爱你的安安”。我闭眼前最后看见的，是挡风玻璃上炸开的雨痕，像一张哭花了的脸。再睁眼，是1993年6月17号，清晨五点四十二分，我躺在城西老棉纺厂宿舍二楼东头那间十平米的小屋里，枕头上还沾着昨夜汗渍，窗外飘来隔壁王婶蒸馒头的甜酵香。床头墙上贴着张泛黄的挂历，红圈圈住今天——高考结束第三天。我摸了摸左耳后那颗痣，还在。伸手掐大腿，疼。不是梦。这一年，我爸陈国栋还在棉纺厂保卫科当班组长，腰板挺直，能一口气扛两袋五十斤的棉籽包上三楼；我妈李素琴在厂托儿所教唱歌，嗓音清亮，常被厂广播站请去录《东方红》前奏；林秀芬刚调进厂财务科三个月，扎马尾，戴银丝眼镜，总把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像在替人算命。而我，陈远，高考估分623，志愿表上填着清华电子工程系——上辈子我去了，四年苦读，毕业进了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做技术员，后来跳槽、创业、失败、再翻身……直到四十岁那年，才终于攒够钱，在南山买下一套八十九平的公寓，准备接父母来住。可他们没等到。我爸七十三岁查出肝癌晚期，从确诊到离世，四十七天。我妈跟着垮了一半，半年后心梗发作，在菜市场门口倒下，手里还攥着一把没付钱的空心菜。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所以这一世，我决定不走了。不是不考清华，是改填了本地的江州大学——计算机系，离家骑自行车二十分钟。录取通知书来那天，我把它压在搪瓷缸底下，缸里泡着我今早亲手熬的枸杞菊花茶。我爸蹲在院门口修他那辆永久牌二八杠，车链子哗啦响，抬头问我：“真不去北京？”我拧开缸盖，热气扑上来，模糊了视线。“江州有半导体厂，有电子研究所，还有您和妈。”我说，“我想守着。”他顿了顿，用扳手敲了敲车架，发出沉闷的铜音：“……行。但得答应我一件事。”“您说。”“别学厂里那帮人，三十岁就学会打麻将、喝大酒、骂老婆。你脑子灵，手也稳，该干点正经事。”我没点头，只把那缸茶端过去，递到他手里。他仰头灌了半缸，烫得直哈气，却笑出了皱纹。那笑容，我记了二十年。可这才刚稳住第一步，家里就出了事。不是大事——至少表面看不是。就是我爸昨天夜里突然晕倒在厂门口，被同事扶回来时，嘴唇发紫，右手不自觉地抖，说话含混，左手却死死攥着一张纸：是厂里刚下发的《关于深化劳动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我扫了一眼标题，胃就往下沉。九三年，国企改革的刀，终于架到了棉纺厂脖子上。第一批下岗名单，月底就要贴出来。而我爸，五十四岁，工龄三十年零四个月，保卫科唯一有民兵集训证、参加过七九年边境轮训的老职工——恰恰是“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岗位冗余”的典型。我翻过那张纸背面，发现一行极淡的铅笔字，是他写的：“远儿，若我走了，别怪厂，也别怨政策。你妈胆小，你得撑住。”字歪斜，墨迹洇开，像一条将断未断的线。我攥着纸，指节发白，却没哭。上辈子哭够了。这辈子，我要把这条线，一寸寸接回去。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厂办公室。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刘主任和新调来的劳资科长赵立新的说话声，夹杂着翻纸页的窸窣。“……老陈这情况，实在不好办啊。”刘主任叹气，“工伤档案里没他名字，可当年护厂那会儿，他被吊车钢索擦过太阳穴，留了疤，厂医记录还存着呢。”“疤不能当病历使。”赵立新语气干脆，“政策白纸黑字，距退休不足五年，原则上不纳入内退范围。除非……”他停顿了一下，“有特殊贡献材料，或者，本人主动申请提前退养，拿八成工资。”“八成？”刘主任声音陡然拔高，“他媳妇托儿所工资才九十块！俩人加一块不到三百，怎么活？”“那就得看家属协调能力了。”赵立新笑了下，那笑让我后颈发麻，“听说陈远在搞电脑？厂里正好缺个懂doS系统的人，整理三十年人事档案。要是他愿意来，算临时用工，每月补贴一百二，干满半年，可以写推荐信，保送江州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我站在门外，指甲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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