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成湖被妹妹这么一说，理直气壮地扬了扬下巴：“什么叫过分？这是你哥我有本事，能找到这么好的女朋友。”“你那是运气好。”“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叶成湖重新又将西装跟衬衫叠好装袋子里，“...海风裹着咸腥味扑在脸上，我站在码头边的旧木栈道上，脚底踩着被潮水泡得发软的杉木板，咯吱作响。天刚擦亮，灰蓝的天幕底下，渔船已陆续归港，船头劈开墨青色的浪，拖出细长的白痕。阿哲蹲在自家那艘“海燕号”船尾补网，裤腿卷到小腿肚，露出晒成古铜色的结实肌肉，手里的麻线穿过网眼时快得只剩残影。他抬头看见我，咧嘴一笑，牙白得晃眼：“林晚姐，今早捞了半筐带子，给你留着呢。”我应了一声，没上前，只把手里攥了一路的纸条又捏紧了些——是昨夜灯下抄的三张船运单据复印件，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边角还沾着一点蓝墨水渍。昨夜十二点整，我蹲在供销社后巷的公共厕所隔间里，就着门缝漏进来的月光，用圆珠笔在废作业本背面默写了三遍：货品名称、装货时间、承运人签名栏旁那个潦草得几乎辨不出笔画的“陈”字，还有右下角盖着的、印油略显模糊的“县水产公司运输科”红章。不是陈建国——那是县水产公司的副科长，四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上周三还在码头办公室请我喝过一杯浓得发苦的茉莉花茶，夸我“做事稳当，有股子韧劲”。可那张单据上，“陈”字最后一捺，却收得又急又狠，像刀锋劈开纸面，带着一股子被压住的戾气。而陈建国写字，向来习惯在捺尾轻轻一提，收得圆润含蓄。我盯着阿哲后颈上那道浅褐色的旧疤——三年前台风夜，“海燕号”被掀翻在礁盘上，他跳海去拽断缆绳，被碎玻璃划开一道深口子，缝了十七针。医生说再偏半寸，就伤到颈动脉。可昨夜我翻查渔政站1981年事故档案时，发现同一场台风里，还有一艘编号为“闽连渔072”的拖网船，在距离老鹰礁东北三海里的位置沉没。船上五人，无一生还。登记册上，船主姓名那一栏，清清楚楚写着“陈国栋”。陈国栋。陈建国的亲弟弟。我喉头发紧，海风忽然变得滞重。远处，一辆绿色解放牌卡车轰隆驶近，车斗里堆满鼓囊囊的蛇皮袋，袋口扎得极紧，但仍有细白的鱼粉从缝隙里簌簌漏下，在晨光里泛着微弱的银光。司机摇下车窗，朝阿哲扬了扬下巴：“阿哲，货卸完没？老陈催着要验单！”阿哲抹了把汗，应道：“马上！”他跳上船，从舱里拎出个铁皮桶，桶身锈迹斑斑，桶盖边缘却磨得锃亮。他拧开盖子，一股浓烈的、近乎刺鼻的鱼腥混着某种甜腻的药味猛地冲出来——是土霉素粉末。去年秋汛，近海鱼群大面积烂鳃，县里发过一批抗生素，可供销社登记簿上，领药记录只有三份，全在陈建国名下。而眼前这桶药粉，颗粒粗粝，颜色泛黄，分明是私下掺了滑石粉的劣质货。我攥着纸条的手指关节泛白。上个月，小梅家的小儿子咳了半个月，高烧不退，赤脚医生开了三天磺胺，没用。后来阿哲偷偷塞给她半包这药粉，兑温水灌下去，第三天孩子就能下地追鸡了。小梅哭着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老母鸡杀了炖汤送来，阿哲没收，只让她把鸡抱回去，说：“药是借的，等你攒够钱再还。”可小梅不知道，那半包药粉，阿哲是从这桶里刮下来的，刮得手背都蹭破了皮。卡车司机不耐烦地按了两声喇叭。阿哲拎着桶跳下船，桶底磕在栈道木板上，发出沉闷的“咚”一声。他正要往卡车上递，动作却忽然顿住。桶沿内侧，靠近把手的位置，有一道新鲜的、指甲盖大小的刮痕——银灰色的金属底色露了出来，底下还嵌着一点暗红的锈渍，像是刚被人用什么东西狠狠抠过。我心跳骤然失序。昨天下午三点十七分，我亲眼看见陈建国走进供销社仓库。他穿的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藏青工装，左胸口袋别着支钢笔，袖口扣得一丝不苟。他没进库房，只在门口和看仓老头聊了不到两分钟，临走时，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随意搭在仓库那扇绿漆剥落的铁皮门框上。我那时正蹲在对面杂货铺屋檐下整理渔具，目光扫过他搭在门框上的右手——食指第二指节内侧，有一小块未愈的结痂，暗红凸起，形状像一粒被压扁的米粒。而此刻，桶沿那道新刮痕的走向、深度、甚至边缘细微的毛刺走向……与他食指结痂的弧度，严丝合缝。海风突然转了向，把卡车斗里漏下的鱼粉吹得漫天飞舞，细小的银尘钻进我的睫毛，刺得眼睛发酸。我眨了眨眼，视线有些模糊。就在这片朦胧里，我看见阿哲弯腰，把铁皮桶稳稳放进卡车货斗，然后直起身，抬手抹了把额角的汗。他袖口往上缩了一截，露出小臂内侧——那里有一道蜿蜒的、蜈蚣似的旧疤，从肘弯一直延伸到腕骨上方。疤痕颜色比周围皮肤深许多，表面微微凸起，摸上去想必硬得硌手。我认识这道疤。去年腊月廿三，大雪封港。阿哲驾着“海燕号”去接被困在东礵岛诊所的产婆，返程时引擎突然熄火。他跳进零下五度的海水里检修，冻得嘴唇乌紫，上岸后高烧四十一度，昏迷了两天两夜。赤脚医生说，再拖半天，人就救不回来了。可就在他烧得神志不清、胡乱抓挠胸口时，我替他解开衣扣，第一次看见这道疤——它不像礁石割伤那样歪斜，也不似铁器烫出的规则圆斑，而是一道极其工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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