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学，然而社学的推动并不成功，由于地方官失职，或受限经费短缺，部分社学设立不久后就废弃了。

    明中期以后，科举23书网盛行，僵化科举弊端逐渐显露，举子们往在不是潜心攻读经书，而仅视官学为取得应试资格的场所，官学衰落，变成科举的附庸，学校“养士”的职能发生了异化，学校有名无实。

    而后读书人以科举入仕为目标，官学的废弃使得地方族学的兴起，主要以宗族兴办的族学，或私人兴办的孰学为主。

    宗族领袖会将一部分族田的收入作为兴学之用，因为让族人入仕为官，是维系宗族势力最好的方法，所以就算是经商之家，也会培养一、两名子弟学习文理，准备科举。

    族学一般只收纳宗族成员与近亲子弟，课堂人数约在十人左右，既有教育族人的目的，自然不太需要烦恼学费，良好的族学拥有完善的膳宿制度，饮食、课桌、文具、衣物等必需品一应俱全，表现优秀的学生还有额外奖励。

    童蒙教育依程度分成蒙馆、经馆两种，前者是提供识字、生活知识一类的基础教育；后者则是为了参加科举而设。

    李岩道：“族学的兴起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通过家族培养的士子高中登第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家族，而不是朝廷，其家族也会将族中产业放在他们的名下进行逃税免税。

    一些没有家族的穷苦出生，若是资质上佳，会有当地的士绅、商人出资供养其读书，待考取功名后也会如家族那般进行田地挂靠逃税。

    长此以往，皇权不下乡，大明的里甲制逐渐崩坏，地方只能依靠士绅维持治安和税收，以至于赋税越收越少。”

    李岩最后道：“殿下若是进行教化革新，重建官学进行垄断，再教以优秀学子熟知地方事物成为地方吏员，长期以往，地方吏员越多，则朝廷掌控地方越细，不再会有地方豪强乡绅为乱，收上的税也就越来越多。”